重大考古成果！“南海I号”沉船部分陶瓷器源自广东南海窑址

7月1日，《中国文物报》整版刊登文章《佛山市南海区窑址考古工作取得重大成果— —明确“南海I号”沉船部分陶瓷器的广东产地》。据介绍，2021年9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同佛山市博物馆、佛山祖庙博物馆和南海博物馆，组成考古队对南海区狮山镇奇石窑和里水镇文头岭窑开展区域性考古调查，证实南海区的奇石窑和文头岭窑都出土了“南海I号”沉船相关器物，并明确两处窑址是“南海I号”沉船上陶瓷生产地之一，该成果为广东沉船考古、陶瓷考古以及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文化面貌研究打开一个全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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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区考古人员集结组成考古工作队

据悉，此次调查源于文博人员在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整理宋代地层和遗迹出土的陶瓷器时，发现大批肩部刻印字款或纹饰的酱釉大罐，与“南海I号”沉船和佛山南海奇石窑出土同类陶罐高度一致，与已有的相关考古报告的认识出现分歧。

南越国宫署遗址的资料整理者与专业人员交流时，提出该遗址与“南海I号”出土的部分陶瓷器产自佛山南海奇石窑。之前也有香港等地学者提出相同观点，该认识的再次提出引起广东考古界的高度关注。

考古界认为，“南海I号”陶瓷器产地的确认，关系到这艘南宋沉船船货的来源构成与同时期广州乃至广东的关系，是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非常重要的课题之一。2021年8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同南海博物馆和南越王博物院到南海奇石窑和文头岭窑址进行考察并采集到一些陶瓷标本，初步证实“南海I号”沉船、南越国宫署遗址所见此类酱釉器均来自佛山南海奇石窑和文头岭窑。

奇石窑西门村龙窑。

南海官窑文头岭龙窑。

于是，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立即组织开展佛山南海地区与“南海Ⅰ号”陶瓷来源相关窑址调查。同时，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还依托“南海Ⅰ号”考古队伍、技术力量和经验，邀请佛山市、南海区等地方文博业务骨干和文化干部参加，组成由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以及佛山市博物馆、佛山祖庙博物馆、南海博物馆等业务人员全程参与的佛山南海窑址考古工作队。通过数月艰苦的田野考古工作，考古队取得重大成果。

宋代南海陶器已漂洋过海

考古界将“里水镇逢涌村文头岭南端和瑶头村，西南涌南北两岸一带的窑场”称为南海官窑遗址。近年来将其具体为“文头岭窑”和“瑶头窑”。

通过此次调查及抢救性发掘，奇石窑有了明确的分布范围，东平河东岸延绵三四公里不止，甚至延及佛山石湾地区王借岗、大帽岗一带与后期兴起的石湾窑范围，两宋时期已畅销海外，国内外学术界也早有名气，因而奇石窑与南海官窑共同代表南海区内宋代两大窑场，并有别于明清时期已出名的石湾窑。

1987年文头岭出土褐彩军持。

考古队清理了两座龙窑和一处作坊遗址，掌握南海区南宋时期两处窑址窑炉结构，为南海地区窑业生产研究提供重要的实物资料，早期被认为“式微了”的南宋广东窑业生产面貌被重新认识。调查发掘证实佛山南海地区窑业生产至少到南宋中晚期还有很大的规模，而且区域性分工较为明确，内销外贸市场方向和贸易线路较为清楚。

从采集到的陶器来看，奇石窑和南海官窑盛烧于两宋时期。奇石窑的龙窑，较多生产南宋时期的盆罐类器物，文头岭窑的龙窑则是是南宋时期的大罐和魂坛等。两个窑都生产过“南海I号”沉船上同类型的酱釉大罐。

“南海Ⅰ号”出土南越国宫署遗。

对此，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南海I号”保护发掘项目负责人崔勇认为，此次南海区奇石窑和文头岭窑等宋代窑址的考古工作，确认了“南海I号”沉船出土部分陶瓷器产自这几处窑址，对“南海I号”沉船考古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这批产自南海窑址的陶瓷器质地粗糙较为低廉，多属于酒水类盛储器等船上生活实用器，不是简单的外销商品，加上南越国宫署遗址等的发现可知其贸易路线就是从南海产地通过广州及其相关海域装货上船，这就解决了‘南海I号’是否到过广州的悬疑；此外还间接说明广东南宋时期外销陶瓷生产依然保持不小的规模，同时也反映了广州在南宋中晚期依然保持着较为强势的海洋贸易地位。”崔勇谈到。

佛山陶瓷揭开广东南宋外销陶之谜

期间，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调出“南海I号”和南海窑址采集的部分陶罐标本，随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相关标本检测项目送往北京大学进行化学成分产地分析，并利用现代成熟的科技考古手段，从陶瓷“基因”证实“南海I号”有相当一部分酱釉大罐与南越国宫署遗址的类似器皿，产自南海奇石窑或文头岭窑。

奇石窑采集印花年号陶罐残片。

对此，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崔剑锋谈到，他们使用便携式X射线荧光光谱仪对“南海I号”、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宋代地层发现的部分酱釉大罐进行了化学成分分析，证实了宋代佛山的南海诸窑址生产的酱釉大罐曾经输送广州，其用途可能为当时的广州公使酒库或私人酿酒作坊用来装酒的容器，又通过地方官府馈赠或贸易上船出洋，而“南海I号”沉船应该是这些出洋海船中的一艘，该沉船上的部分船货与广东省陶瓷窑口生产地和广州贸易古港密切相关。

“通过酱釉大罐的科技分析，厘清了佛山南海窑址群、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和‘南海I号’沉船之间存在的相互关系，首次把南宋时期陶瓷产地、产品用途及国内消费终端、国际贸易路线给串联起来，对陶瓷考古研究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崔剑锋说道。

“南海Ｉ号”印花陶罐。

为讲述“海上丝绸之路广东故事”提供有力史证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相关负责人认为，此次调查发掘期间正值中国现代考古学百年，广东仅有的两个评上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项目，“南海Ⅰ号”沉船和南越国宫署遗址都与此次南海窑址考古工作有密切关联，相关成果不仅是“南海Ⅰ号”沉船认知的延伸与丰富，更充分阐释了唐宋以来广东陶瓷器在海上丝绸之路贸易过程中的意义和作用，也彰显广州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中的世界大都会的历史地位，同时也是对两个“百大”考古发现最好的回应。

对此，南越王博物院副院长、研究馆员李灶新谈到，这次南海窑抢救性发掘和南越国宫署遗址考古资料整理研究阶段性成果，不仅确定了宋代广州公使库和公使酒库的具体位置，还证明了公使酒库所需的酿酒器具和装酒所用的酒墱（坛）是由南海窑专门烧制的。更为重要的是为确认“南海I号”到过广州，并受到广州市舶司和广州地方官员设宴热情招待并馈赠广州公使酒，最后从广州港离岸提供了关键性的实物证据。

唐宋时期，广州是东方第一大港。唐开元二年（714）在广州始设市舶使，宋开宝四年（971）在广州首设市舶司来专门管理海外贸易。据《宋史》记载，市舶司的主要职责是“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朝廷不但派使者到海外招诱蕃国进贡，还要求市舶司及港口所在地方官员对到来的蕃汉商人热情迎送，海舶初到之时有“阅货宴”，停靠港口住舶期间提供酒食，离开时还要设宴张乐欢送。为招徕蕃汉海商举行宴设所需的经费和招待用酒来自地方官府所设的公使库公使钱和公使酒库所酿造的公使酒。

李灶新认为，南越国宫署遗址、“南海I号”和南海窑的发掘和研究最新成果，为构建和复原更加完整、更加清晰、更加生动的宋代陶瓷生产、海外贸易、市舶管理等历史图景，为文博人讲好海上丝绸之路的广东故事和广州故事提供了有力的史证。

文/佛山日报记者束维

图由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