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人文
乡愁: 日暮乡关何处是
□盛慧
故乡是中国文化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意象，乡愁是沉淀在中国人骨髓中的一种情感。“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在中国古人的诗句中，乡愁是一个书写不尽的永恒母题。
在当代作家的笔端，乡愁的书写依然延续。台湾作家龙应台曾在一本书中写到自己的母亲，她得了老年痴呆，连自己的子女都认不出来了，但却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故乡是浙江淳安。每当夜深人静、月华如霜的时候，正是乡愁蔓延的时候。正如台湾作家席慕容所写：“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故乡的面貌却是一种模糊的怅惘/仿佛雾里的挥手别离//离别后/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永不老去。”
在我看来，中国人寻根问祖的意识，是与生俱来的，它早已沉淀在血脉之中，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寻找自己生命的出处。佛山是著名的侨乡，佛山人很早就漂洋过海，寻找发展的机会。据《明史》记载，明代洪武三十年，南海人梁道明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聚集侨民数千家，成为一方之首，其离乡去国的历史可从明永乐三年（1405年）前推至其父辈或祖辈的元代。
在佛山，寻根问祖、认祖归宗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一个闷热的夏日午后，我在网上读到了一个帖子，发帖者是一个在美国的一个姓关的华侨，在帖子中，他写道：“曾祖父于1909年离开南海九江镇柳木村、移到越南河内市继家业养鱼苗。到越南时，行李中有一本族谱，但不幸被陌生人偷了。后来，一家迁到了美国，曾祖父也去世了，于是变成忘宗忘祖的状态，像无家可归的鸟，希望能找到自己的家族。”帖子后面，有许多热心的关姓族人回帖，在大家的帮助之下，他终于如愿以偿，原来他是世美堂的后人。言虽寥寥，却是密密匝匝的滚烫乡情。读完帖子，我早已泪眼模糊。血缘的力量，如此强大，即使远在大洋彼岸，也无法阻挡。思乡的情怀，如此殷切，即使过去了一百多年，仍然没有凉却，永远也不会凉却。
乡愁是需要栖息地的。正所谓，倦鸟知还，当游子回眸时，发现故园早已凋零，个中的凄惶与感伤，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述的，也是旁人无法体会的。在我看来，旅居海外的佛山人是幸运的，在他们的故乡，仍然保留着一个又一个古村落，这是乡愁的容器，是乡愁的归处。
在顺德乐从沙滘村有一个地方，被人称为“世外桃源”，走进去，就仿佛走进了一个时空的隧道，穿越到了民国。这就是沙滘南村的牧伯里古建筑群，是海外游子们朝思暮想的故园。
初夏的午后，艳阳高照，走进牧伯里，就有一阵阴凉的风扑面而来，小桥流水，镬耳大屋，交错的小巷，青砖上布满了苔痕，时间的痕迹随处可见，美得像一个梦境……
整个村子平面呈梳式布局，17条平坦而大小相同的小巷南北走向，将建筑均匀分隔。拾步走进一户人家，你会立刻发出一声惊叹，屋内多置罗马柱、彩色玻璃画屏窗等新式装修，窗口饰以巴洛克风格的灰塑图案等等，带着异域的风彩。那些美丽的装饰，记录了他们飘泊的足迹。
多少年来，游子们从这里出发，奔赴世界各地，又从世界各地归来，修建大屋。虽然隔着千山万水，但这里的一草一木，总是在他们的梦中出现。巷弄空空荡荡，我却分明听到有脚步声响起，离去的和归来的脚步交织在一起，空气中飘荡着离乡的愁绪和还乡的欣喜。
码头边，停靠着一只小船。一百年来，游子们为了谋生，从这里出发，旅居世界各地近40个国家，其中有三座建筑非常特别，其主人分别来自马达加斯加、危地马拉、留尼旺三个国家。
追述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叫陈泰的人，他最早在马达加斯加开发锡矿致富。关于他发家致富的故事，一直为族人津津乐道。流传的版本很多，大致有三种。第一种说法，陈泰当初在马来西亚为开矿的老板做饭，但老板一直找不到矿源。一天，陈泰在厨房发现了火烧处露出了矿石，但没有说出来。后来，老板另觅矿场，陈泰就在矿源上开发，终成巨富。第二种说法，陈泰随矿主找矿，但一无所获。一日，他半夜小便，发现了矿床。后来老板撤场后，他与几个兄弟联手开发，终成大富。第三种说法，他为矿主做饭时，矿主因找不到矿，终日愁眉苦脸，他偶然发现了矿床，便告诉了矿主，矿主发财后，将女儿嫁给了他。
由于时间久远，我们无法分辨哪一个说法更接近真相，但是，像陈泰这样意外致富的幸运儿，毕竟是少数。更多华侨的成功，靠的是勤力与聪慧。“小小生涯口可糊，灯花开罢趁时需。此翁深解闺人意，惯卖街□十赦符。”聪明的佛山华侨们将货郎生意做到了非洲，开了许多“士多”。初到时，他们不懂当地的语言，就在柜台上放一把手杖，以供顾客指点所需货物。
和沙滘一样，南海的高边璜溪村也是远近闻名的华侨村。村子最鲜明的标志是村口高高的炮楼，建于民国二十二年，村中的旧屋多是龙舟脊青砖瓦房，村口祠堂边一棵老榕树，要十几个孩子手拉手才能环抱。自明清开始，移居海外（东南亚、大洋洲、美洲）的华侨、华人人口累积超过1000人，主要从事摄影、橡胶、商业等工作，故有“华侨村”之称。根据资料考据，璜溪第一个下南洋的村民叫李寿南，在印尼开起了影楼。一次，他回来看望母亲并在村里建起了青砖房。乡亲们看到以前的穷小子混得风生水起，便有许多小伙子跟着李寿南漂洋过海去了印尼，从事摄影、橡胶、商业等工作，并在当地落了根。
除了勤力和聪慧，佛山华侨的另一个成功的密码是诚信。佛山人无论走到哪里，都牢记“牙齿当金使”的古语，将诚信发挥到了极致。
香港恒生银行常务董事梁球琚的父祖辈多年经营银号，后来，他开始自立门户，成立“元兴银号”，事业刚刚起步，就遇到了“七七事变”。许多银号老板趁机裹挟客户存款逃之夭夭时，梁球琚却坚持照常开铺，一边清点账目，一边等待匆匆赶来的客户，直到最后一位客户提走最后一笔款项，他才心无牵挂地关门闭户，离开广州，避难顺德。
新世界发展创办人兼首任董事会主席郑裕彤出身于顺德伦教，在1946年，到香港设立了“周大福分行”。当时在香港，金铺比比皆是，竞争十分激烈。郑裕彤决定首创推出四条九（即含金量99．99%）足金，较三条九金（即99．9%）含金量更高，虽然立即顾客盈门，可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每卖出一两金，都要亏几十块。但郑裕彤却力排众议，他认为，这是一种免费广告，亏就是赚，虽然成本一定会高出几十万。但权当把这几十万当做广告费。过了两年，果然不用做宣传，周大福铸造的金饰各家店都争相取货。九九九九金的成功，既为周大福带来丰厚的盈利，更带来了良好的信誉。
梁球琚和郑裕彤，是千千万万佛山华侨中的杰出代表。据有关部门的不完全统计，祖籍佛山的华侨、华人有73万人，港澳同胞68万人，新侨民8万多人，分布在世界72个国家和地区。从迁居地域分析，主要分为六大版块，第一块在非洲，第二块是南洋地区，第三块是旧金山，其他为澳大利亚所在的“新金山”、欧洲以及日本。
在佛山的华侨中，有两个值得大书特书的女性群体，一个是“自梳女”群体，另一个是“红头巾”群体。
我一直认为，在一个家族里，姑姑是一个特别的角色，是一个温暖的称谓，她们虽已嫁为人妇，但心中却时刻依然惦记着娘家。而在佛山地区，却有一群人，她们用超乎寻常的奉献精神，将“姑姑”这个词，上升到一种几近神圣的地位，她们就是“自梳女”——一个在今天看来带有几分神秘色彩的群体。
我第一次知道“自梳女”，是看著名画家林永康先生的油画。这幅画作带着厚重的历史感，有着浓烈的抒情意味，光影斑驳，似真似幻，宛若一个遥远的旧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些小憩中的“自梳女”，是那样素雅，是那样坚毅，但是，她们清澈的目光中，却分明透着一种难以言说的迷茫与无奈，一种挥之不去的清冷与孤独，让人心疼，令人心颤。
翻开尘封的历史档案，我惊愕地发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顺德的“自梳女”处于全盛阶段，估计达万人之多。高峰时占女性人口10%。最极端的例子，是在西樵简村，据文献记载：“该乡抗战前连续八年，没有出嫁过一个女子，通通都‘自梳’起来。” 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和简村为邻的杏头乡有1523人，其中却有400多人是“自梳女”。其数量之巨，今天看来，确实到了令人咋舌的程度。
对此，岭南文化学者关建人先生有一段精辟的分析，他说：“清代中期以降，佛山民间经济日渐活跃，加之出洋谋生者裙带相帮（既有汇款返家周济，又有带契外出工作）当地女子的身家已非别处可比。所以在婚嫁上，往往是高不成低不就，索性梳起。西樵的简村，就是因为经济良于周边地区，故女子不欲下嫁受苦而致梳起成风。此风俗至我的老师洗玉清时犹存。此外，自梳女在财产的继承上视如子丁，甚或优于子丁。”
“自梳女”群体出现在佛山并非偶然。很多年以前，佛山地区就有“不落夫家”的习俗，这或许算是“自梳女”的雏形。在佛山的顺德和南海，自梳作为一种习俗，早在清初就已形成。乾隆十五年《顺德县志》这样记载：“女多矫激之行，乡中处女每与里女结为姊妹，相为依恋，不肯适人。”但“自梳女”现象的全面兴起，却是清末，对于其中的原因，学界至今仍然未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总的来说，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是对于婚姻的恐惧。顺德乡间就曾有一首童谣这样唱道：“鸡公仔，尾弯弯，做人心抱甚艰难。早早起身都话晏，眼泪唔干入下间。下间有个冬瓜仔，问过安人煮定蒸。安人话煮，老爷又话蒸，蒸蒸煮煮唔钟意。大喳嚹盐佢话淡，手甲挑盐又话咸。三朝打烂三条夹木棍，重话：咁好花裙畀你跪到烂，咁好石头畀你跪到崩。横又难，直又难，不如舍命落阴间。人话阴间条路好，我话阴间条路好艰难。” 胡汉民早在1908年就写了《粤中女子之不嫁者》，他认为：“夫粤俗男女之辨最严，可谓各省之冠，而顺德等处，家庭之压制尤甚。压制既大，抵力旋生。其所以结为团体力持不婚主义，甚或至于同时自杀者，乃真野蛮恶风所生之反动力也。”
第二种观点是由于生活所迫。繁荣的缫丝工业，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带来了众多的就业机会，也吞噬了太多太多女性的青春。据咸丰《顺德县志》记载：“惟顺德在皆水乡，舟船所达，川流四绕，阡陌交通，故力农尤便，至于桑田，鱼池之利，发出蚕丝，男女皆自食其力。”据1923年广州岭南大学农学院调查，容奇、桂洲一带的缫丝女工日薪一元二毫至一元三毫，当时男工日薪也不过一元左右。女工们虽然收入不错，但工作时间很长，而且一旦怀孕，就会立刻被工厂辞退。
第三种观点是由于独特的婚俗观念。在珠江三角洲，婚俗比较特别，一户人家若有多个儿女，必须按照长幼之序来婚嫁。兄姊未嫁娶，延误弟妹的婚期谓之“阻头”：即弟妹嫁娶在兄姊之先谓之“跨头”。父母为了避免“阻头”或者“跨头”，则需要按顺序逐个为自己的子女婚配，十二三岁即定婚，如果没有合适的对象，就要梳起。因此，梳起不嫁，几乎成了她们的唯一选择。
过去岭南女子都留长辫，出嫁时，则由女长辈为其梳起，扎成髻，表示已婚。自梳仪式通常在“自梳女”及不落家妇女聚居的“姑婆屋”内举行，当事者预先购备新衣鞋袜妆镜头绳及香烛肴，以黄皮叶煮水沐浴，设供拜观音，立誓永久不婚嫁，然后由年长的“自梳女”将其辫子梳成发髻，更换新衣新鞋，向其他自梳姐妹一一行礼。在梳头时，要念“八梳诀：“一梳福、二梳寿、三梳自在、四梳清白、五梳坚心、六梳金兰姐妹相爱、七梳大吉大利、八梳无难无灾……” 经济宽裕的，还须摆酒宴客。履行仪式后，该女子即为“梳起”，正式成为“自梳女”，终生不得反悔。“自梳女”平日可继续居住母家，采桑缫丝，自食其力，闲时常到“姑婆屋”与众姐妹聚会，在生活上互相扶持，亲如家人。
在传统民间节日中，劳碌的“自梳女”们会得到短暂的休息，她们三五成群，结伴而行，她们是一道亮丽的风景，木屐在街道的青石板上发出清脆的声响。她们的青春与美貌，让单身的男人们纷纷侧目，但是，她们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男人们欣赏她们，就像欣赏画中的女子一样。
一句誓言，一生信守。一旦梳起，便不能结婚，更不能与男子有私情，否则，会有极其严厉的惩罚。“自梳女”中流传着一首歌谣：“勤力女，无棺材，死后无人抬；一只床板半张席，姐妹帮手丢落海。”凡是做出“伤风败俗”事情的“自梳女”，就被讥为“穿底姑婆”，而且会严重影响宗族声誉。有的宗族会将其“浸猪笼”，非但如此，家人还不准为其收尸。只能由姑婆屋中的姐妹将尸体放在一块门板上，然后抬着尸体绕村三圈，感谢天、地、父母的生养之恩，草草落葬了事。如果村中没有“自梳女”，就只能随河水流走，变成孤魂野鬼。
那么，在现实生活中，“自梳女”有没有结婚的呢？答案是有的。按俗例，“自梳女”不能死在娘家或其他亲戚家，只能抬到村外，死后也只有自梳姐妹前往吊祭扫墓。为了有人祭拜，于是催生了一个习俗，买门口，就是花钱给娶不起老婆的男人买小妾，自己则成为男人名义上的正室，于是，这个“丈夫”便成为了一个可以终老的归宿。还有一种更加凄凉的方式，叫守墓清。守墓清有守节之意，方式有两种：当尸首和墓白清。“当尸首”即当一男子死而未葬时，“自梳女”嫁去做死者之妻，为死者守灵戴孝，以换取妻子名分。如翁姑稍有不满，可赶出家门不再认作儿媳妇。“墓白清”又叫嫁神主牌，即找一已死之男性，不论老幼，只要死者家长同意就行，用钱买做人家的媳妇。然后举行“拍门”和“入门”的仪式， 所谓“拍门”，就是当“自梳女”来婆家认作媳妇时，婆家先把门关上，“自梳女”要“拍门”，阿婆在屋内提出种种难堪的问话，如“我家清苦，你能守吗?”、“以后不反悔吗?”等等，“自梳女”必须回答得阿婆称心后才开门，“自梳女”入了门就算被接纳为这家的媳妇，以后，必须经常在经济上贡纳给婆家。翁姑死时，要前往执丧。进得门后，就算是取得认可，有名分了，将来可老死夫家。
隔着历史的迷雾，我仿佛看到百年前的一个下午，“自梳女”们像往常一样在昏暗的车间里劳作。工头突然跑进来，几乎带着一种兴奋的语气说：“隔壁村死了一个男人，谁愿意嫁给他。”这一句话，像一颗石子扔进了平静的河面，泛起阵阵的涟漪。过了一会儿，一些“自梳女”站起来，说：“我去。”她们的声音很轻，但很坚定，好像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一样。但是，“幸运儿”只有一个。经过一番商议，终于有一个自梳女胜出，她走进了新房，嫁给了一个陌生的名字，一个死者的名字。
为了一个名分，她们将与一个并不存在的丈夫相伴，在空荡荡的屋子里，一豆青灯，一床清冷的月光，一个又一个漫漫的长夜。这就是守清女子的一生。她们无怨无悔，深信用肉身的痛苦可以换取灵魂的归宿。我曾走进一间守清屋，只觉得一股寒意渗入骨髓，有一种窒息的感觉，这一间黑乎乎的房子，与其说是房子，更像是女人棺椁。
在阴暗的工厂里，“自梳女”超负荷地劳作，用瘦弱的肩膀，担起了贫困家庭的重担。也正因为如此，她们在家族中享有较高的地位，但是，好景不长。随着192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席卷，加上日本生丝和人造丝的倾销，丝价一落千丈，珠三角的丝厂陆续倒闭。她们失业了。自强自立的自梳女们不愿成为家里的负担，她们勇敢地抗争，寻找着出路。她们听说到南洋打工收入丰厚，遂结伴前往当女佣。据统计，这些女佣中，百分之九十是“自梳女”。她们被称作“妈姐”或“姑婆”。而其中，聘用顺德妈姐成了显贵人家的风尚。
谁愿意远走他乡？谁愿意漂洋过海？每一个“自梳女”的人生，都写满了苦涩与无奈。个中的辛酸，只有她们自己能体会。一位已故的自梳姑姑的遗像下就题着这样一句诗：“童年往海外，辛勤享三代。”
榆钱髻，白衫黑裤，是她们的标志。在异国她乡，她们忍受着对故乡的思念，对亲人的思念。她们自己非常节约，连一双木拖鞋都舍不得买，但对于家人，却格外大方。均安的沙头村，“自梳女”众多，据村民说：“上世纪80年代该村新建的460多间楼房，逾半由姑太们资助兴建。”有一个叫黄齐欢的“自梳女”，回乡参加九哥的婚礼，当时一般人家的礼金只二三百元，在她的资助下，九哥下的聘礼高达1000多元。黄齐欢收入微薄，她省吃俭用，用了整整十年，才还掉了这笔债。
在“自梳女”群体中，有一个叫欧阳焕燕的知名度很高。因为她在新加坡的事头是总理李光耀家族。欧阳焕燕原本在著名侨领陈嘉庚家做事，日军占领新加坡后，她到了李家。
1986年，欧阳焕燕和姐姐回顺德探亲养病，临别时，李家人很是不舍，让她们养好病再回去。但是，她再也没有回新加坡。不过李家人并没有忘记她，一直到2005年，李光耀的女儿李玮玲寄了一张全家福到均安，照片后写着：“您是我们成长岁月中美好的回忆，我趁此机会，向您说一声谢谢。”2014年，李光耀的的儿子，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又委托新加坡驻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专门送了一盒燕窝给欧阳焕燕。工作人员说，李显龙对她很是挂念，一定要拍一张照片回去交差。
对于“自梳女”来说，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其实是还乡的距离。长年漂泊在海外，最渴望的，是回到家中，与亲人团聚。家近在咫尺，可是，她们却不能在家中终老。曾几何时，在家中去世，被认为是一种不祥的征兆。于是，她们只能在村中的姑婆屋中居住，等待着死亡将她们劳碌的一生、孤独的一生带走。
在所有的姑婆屋中，最出名的当数均安沙头的冰玉堂，正门上有一副对联：“冰玉堂中诚雅洁，静安舍内满清芬。”1948年，400多名新加坡回来的“自梳女”和100多名沙头的“自梳女”集资，修建了冰玉堂。到了1951年，该堂建成以后，凡本乡旅外姐妹回到家乡没有依托，均可入住，不收住宿费。
少小离家老大还，乡音未改鬓毛衰。离家时，她们青春焕发，归来时，已是白发苍苍。时间吸走了她们生命的汁液，只留下了层层叠叠的皱纹，冰玉堂是她们最后的归宿，是她们漂泊的终点。
在冰玉堂，生与死之间的距离短得不能再短，彼此之间，只相隔了一张红纸，在神龛上，一旦谁故去了，谁牌上的红纸就会被撕掉。都说女人是水做的，一个未曾出嫁的女人则是用冰做的。她们在这个世界上，与孤独为伴，她们离去时，孤独是装她们骨灰的盒子。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时光已远，隔着历史的迷雾，我们只能看着她们渐行渐远的的背影。她们像幽谷中的兰花，兀自开放，又兀自凋零，只有冰清玉洁的余香残留在历史的记忆中。
在佛山的华侨中，还有另一个值得大写特书的女性群体——“红头巾”。如今，她们已经成为了吃苦耐劳、淳朴节俭的代名词。
今天去新加坡旅游的人，都会为这个国家的美丽所惊叹，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这座城市的建设与佛山人紧密相关，这里凝结着佛山人的汗水和青春。
上世纪20年代，佛山三水有数以万计的妇女前往新加坡从事建筑行业，一方鲜艳的红色头巾套在头上，成了她们身份的标志。她们也因此有了一个集体名字——“红头巾”。
佛山三水，因西、北、绥三江汇流，取“三水合流”之意，这里风光宜人，土地肥沃。但是，一百年前，这里水利失修，水患严重，一到雨季，江水泛滥，民不聊生。当时曾流传着“三天无雨车头响，一天大雨变汪洋”的谚语。
据《三水妇女志》记载：十八世纪末开始，由于国外列强侵略不停，国内军阀混战不休。而三水又地处要冲，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备受战祸之苦，更为甚者，因水利失修，水、旱灾害频仍。在战乱和灾荒的威胁下，农村凋敝，民不聊生。从十九世纪20年代起，大批乡民被迫背井离乡，外出谋生，甚至远涉重洋，漂泊异国他乡。
1915年，是三水历史上最灰暗，最悲痛的日子，大雨一连下了连绵两个半月，几乎将天地连在了一起。西江两百年一遇的洪水，北江一百年一遇的洪水，像两条恶龙，纠缠在一起，冲撞着，翻腾着，使得三水境内四处决堤，乡民溺死，米粮断市，哀号遍野。那是三水人大批逃亡海外的一年。
三江暴涨，万姓沉沦。活下去，成为最大的命题。为了家庭，吃苦耐劳的三水妇女们，跟随水客来到南洋，只为寻一口饭吃。坐船七天七夜，到达新加坡后，她们会来到大坡牛车水，这里是三水人的的聚集区，每天晚上，街上热闹非凡，包工头们来这里招工。
蓝衣黑裤，用旧轮胎做成的皮鞋，头包红头巾，是她们的标准装束。她们每天早上四点多钟便起床做饭梳洗，五点多钟就提着装盛午饭的篮子出门上工地。她们在工地上顶着炎炎烈日挥汗如雨，直到夕阳西下，暮色四合，才拖着快要散架的身躯，迈着蹒跚的步伐返回鸽笼般逼仄的住处。一天工作十小时，工钱不过六角，如果遇到黑心包工头，只有三四角钱。为了给国内的丈夫多寄些钱，她们的晚饭简单至极，往往只有白饭加一块腐乳或两粒榄角，甚至将咖啡泡在饭中。
除了身体上难以想象的辛劳，“红头巾”还要承受着情感的煎熬。和自梳女不同，“红头巾”远赴南洋时，大多已经成婚，即使未婚，家乡已有指定婚配的男子，到南洋后也要以“生鸡（公鸡）拜堂”完婚；所以绝大多数“红头巾”都是已婚妇女。据学者研究，这些已婚的“红头巾”都是无法在夫家生活下去而出洋的。还有一些三水妇女，是为了挣脱自己不喜欢的男人而南渡的，一些则是丈夫早逝，生活没了依靠不得不南来。
“十个过洋，九个苦命，若非苦命，也因家贫。”几乎每一位“红头巾”都有一段辛酸的往事。卢亚桂15岁结婚，丈夫是家中长子，为娶她婆家借了500大元，可却要她去还清。为此，她以每天两毛的工钱替人耕田，但经济情况没有好转，食不果腹。后来听说到新加坡一天有六角工钱，她没多想就去了。而17岁跟丈夫到新加坡的梁雪梅，好生活还没有开始，丈夫却娶了二奶，婚姻生活充满悲伤。叶长莲是该镇年龄最长的“红头巾”，同样劳苦一生。13岁那年，她嫁给一个好吃懒做的男人，家中大小事都要自己承担，包括砍柴、喂猪、耕田、种地。26岁时，眼看生活实在过不下去，她便把女儿交给二婶，瞒着丈夫跟水客南下。
黄苏妹是国内最后一位“红头巾”，1935年怀胎七月时，和五六个同村女子就打算去南洋打工。因为和水客办好了手续，不得不走。工作非常辛苦，有一次，建筑水闸时，要工人下到一个泥坑工作，别人都不愿意跳下泥坑，她带头跳。当时她的左手无名指戴着一个戒指，这个戒指不小心勾住了一个钉子，还没等她回过神来，半根血肉模糊的手指已不再属于她了。她的肚子一天天变大，但仍然坚持每天上工地。后来，孩子生下来了，是个女儿，她无力照料，4天之后，便送了人，领养的人给了四元钱。那段时间，每天晚上，她都在泪水中度过。时间久了，连孩子的样子都变得模糊起来。女儿两岁那年，领养的那家人因为家里有急事，让她抱回去一段时间。她却说，我抱回来就不再抱回去。因此那家人就没再找她。从此，母女天各一方，再也没有相见。这也成了她心中永远的痛，永远的愧疚。在梦中，经常听到一个女婴的啼哭声。谁不爱自己的骨肉？谁不渴望陪伴自己的孩子？可是在生活的重压之下，母女分离成为了一种无奈的选择。
黄苏妹在新加坡一呆就是十年，十年之后，她终于踏上了返乡的船。在海浪中颠簸了七天七夜，她终于回到三水，回到了魂牵梦绕的家园。那天晚上，这个坚强的女人躺在丈夫的怀中，讲述着这十年间的辛酸，边讲边哭，整整哭了一夜，仿佛把一生的眼泪都流干了。在新加坡，她虽然失去了女儿，失去了一根手指，但和那些累死在异乡的姐妹相比，她仍是幸运的。
“两鬓添风霜，回头已百年，赢得广厦千万间”。上世纪60年代建设的亚洲第一高楼—— 保险大厦，就是上千名“红头巾”在18层高的脚手架上，采用在第9层接力的办法，一手一脚、蚂蚁搬家般将材料逐层上递，最终才完成这一令新加坡人骄傲的大工程。
“红头巾”表现出来的在逆境中求生存、吃苦耐劳、勤俭节约、对社会对家庭负责的精神，深深打动了新加坡民众。为纪念“红头巾”这段奉献的历史，新加坡当地曾用各种方式来纪念这群特殊的老人，包括在新加坡市区重建局门前立三尊“红头巾”石像，在圣淘沙博物馆内塑造一尊“红头巾”蜡像，推出“红头巾”纪念邮票等。上世纪80年代新加坡制作的26集电视剧《“红头巾”》，也是人们纪念那段历史的举措之一。“红头巾”成为了海外华人的典范，成为展现华侨妇女高尚人格的特有名词。
让人感到欣慰的是，“红头巾”一般都比较长寿，平均寿命为八九十岁，黄苏妹更是活到了105岁。这或许是因为她们乐天知命，独立自足，又或许是上苍对她们前半生辛劳的一种补偿吧。2015年10月，随着黄苏妹的去世，“红头巾”已经成为历史，但自强不息、勇于拼搏的“红头巾”精神，却永远铭刻在佛山人心中。
俗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朝难。旅居他乡的游子抱团取暖，成立了各种各样的同乡会。绵远堂是历史最悠久的顺德旅港邑会，成立之初主要为办理国外同乡灵柩经香港运回家乡安葬等事务。据《顺德慈善文化史》记载，当时客死他乡的顺德人一般寄存在香港东华医院，如无亲属来认领，则运回家乡。但彼时家乡无义庄存放灵柩，绵远堂在香港和大良筹集善款，于1895年在大良猪仔岗建怀远义庄。随着时代的变迁，其职能也得到进一步延伸，主要从事慈善、救济、教育、赈灾、敬老等等，其中，教育、敬老、医疗是绵远堂三大核心业务。
翻看佛山华侨背井离乡的奋斗故事，总是让人感慨万千。虽然去往异乡的路途异常艰难，虽然在异乡奋斗的日子艰辛备至，孰不知，还乡更加不易，正如古诗所言：“人言日落是天涯，望断天涯未见家”，很多人不能叶落归根，只能长眠在异国他乡。
在顺德，我就听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和他的朋友相约一起出外打拼，临前之行，新婚的妻子哭了一夜，他答应妻子一定努力奋斗，让她过上好日子。此去经年，妻子独守空房，夜夜以泪洗面，哭瞎了眼睛。她每天坐在村口等丈夫归来……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她却没有等到他。因为，他早已客死他乡。又过了许多年，他的朋友事业有成，衣锦还乡。朋友没有忘记当初的承诺——一起出去，一起回家。当时，船上查得很严，一旦行李中发现尸骨，就会扔进大海，幸好朋友灵机一动，将他的尸骨藏在枕头中，才带回了故乡。
“故园渺何处？归思方悠哉。淮南秋雨夜，高斋闻雁来。”对于漂泊在外的游子来说，故园是乡愁永远的居所，藏在内心最温柔的角落。一个人无论走多远，都走不出自己的祖籍；一个人无论走多远，都走不出自己的乡音；一个人无论走多远，都能听到故乡的房子在风中歌唱。那些被风雨剥蚀的老房子沉默不语，无论游子身处世界哪个角落，它们都在静静地等待，等待他们归来……
责任编辑：惟 夫 （邮箱： fszwf@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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