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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日报创刊40周年|记者眼中一次难忘的采访经历

法制日报

记者眼中一次难忘的采访经历

见证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历史时刻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邓新建(右)采访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邓新建 

这是我40年新闻从业生涯亲历难忘的两件大事。  

1997年7月1日和1999年12月20日,分别是香港、澳门回归祖国的日子。受报社委派,我有幸亲临现场,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名记者,见证了这两次举世瞩目的历史时刻。 

1997年7月1日零时整,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鲜艳的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徐徐升至旗杆顶端,在场的我不禁热泪盈眶,一阵兴奋:“中国人民的百年耻辱从此一雪!”  

早在6月30日晚9时,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就开始从深圳多个口岸进入香港。在部队经过的街道两边,站满了自发前来欢迎的香港市民。我也和这些香港市民一起,在滂沱大雨中目睹了这支威武之师进驻香港的过程。当部队从我们面前经过时,许多市民由衷地感叹:“解放军真威武!这是我们国家自己的军队。” 

在庆祝香港回归的几天活动中,作为本报唯一在现场的记者,我发回了《万众欢腾耀香江》《专访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等具有本报特色的文字稿和多幅现场图片在本报刊发。  

1999年12月19日深夜,位于澳门新口岸的澳门文化中心花园馆灯火通明,举世瞩目的“中葡两国政府澳门政权交接仪式”在这里隆重举行。  

按照规定,12月20日零时整,全体澳门警察将进行更换新式徽章的行动,我特意捕捉了这一镜头——《澳门警察换徽章》,第二天在本报刊登出来,这一生动而又具历史性意义的特写画面,引起了广泛好评。  

当时,我从澳门保安司了解到,为了保证澳门交接各项仪式及庆祝活动的顺利举办,澳门警方共派出了3000多名警员、1100多名水警全天候24小时执勤,加上内地在珠海环澳门派出各警种警力布防安保,保证了整个回归活动万无一失。

(作者系法治日报驻广东记者站站长) 

那一瞬我分明呼吸到了春的气息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刘志月(左四)在汉口站出站通道与武汉铁路公安处民警合影。

□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刘志月

2020年初春,注定难忘。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我所在的武汉,是新冠肺炎疫情的风暴眼。

1月23日,武汉宣布暂时关闭离汉通道。那一刻,拥有千万人口的城市按下暂停键。

参加新闻发布会、采访防控一线民警、视频连线通话……作为记者,我们不能停。

回望那段忙碌的日子,让我印象最深、最难忘的是4月7日晚至8日的武汉“重启”采访报道。

4月7日,我与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联系对接,获悉4月8日零时后第一列离汉火车将从武昌站出发。

离汉需要办哪些手续?与平时相比有何不同?搭乘这列火车的都是什么人?带着这些疑问,我于4月7日21时许到达武昌站西广场。

广场上人不多,都戴着口罩。为防止出现拥挤,车站设置了回形进站通道,并在进口处设置了多处扫健康码位置,进站通道前设置了人工复核健康码窗口。

22时30分,开始检票进站。经申请,我们得以进入候车大厅采访。一路采访下来,我得知,在武汉解除离汉通道管控措施后,首批坐火车离汉人群中,有年轻的援汉志愿者,有奔赴南方打工的青年,还有滞留武汉急着赶回家的人。

4月8日零时50分,列车关上车门缓缓驶离站台。望着列车远去,我想,正是这些人的配合、付出,才有了武汉“重启”。

采访结束,我赶回家连夜写稿,直到凌晨2时。一早将稿件发到报社。匆匆吃过早饭,我再次赶赴汉口站。

武汉“重启”第一天,汉口站始发、经停列车多,数据研判进出旅客会较多。到了现场,正赶上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汉口车站派出所民警进行现场直播。

采访结束时,大家建议一定要合个影,记录这不凡的日子。画面里,大家戴着各式各样的口罩,还有一位在出站口执勤的民警穿着防护服。

不过,那一瞬,我分明呼吸到了春的气息。

(作者系法治日报驻湖北记者站记者) 

记录全面依法治国的前进步伐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徐伟在采访间隙留影。

□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徐伟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新征程中,令我印象深刻的一次采访是“聚焦行政执法三项制度”专栏报道。  

行政执法三项制度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推行的,即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推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是贯彻落实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举措。  

2017年初,经中央深改组决定,在32个地方和部门试点行政执法三项制度改革。在试点期满、全面推开的时间节点上,报社编委会精准把握时机,精心设置议题,调动总编室、经济部、法制网等多个部门,以及北京、江苏、山东等多地记者站,选取税务、公安、城管、食药、海关等多个与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立足“突出法治特色、凸显法治价值、丰富法治视角”的报道理念,全方位、深层次、多维度地生动展现行政执法三项制度试点带来的新气象新变化新成效。 

“聚焦行政执法三项制度”这组系列报道,是党的十九大之后报社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首次战役性报道。报社编委会强调,记者要深入基层,采写出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鲜活新闻作品。突出现场感成为这组系列报道最大的亮点。所有报道,既描写改革措施,又深挖改革者的思考,同时注重体察执法人员改革前后的感受,尤其是突出讲述人民群众“获得感”的故事,力求把主题报道做精做优、做深做透。 

三项制度改革试点是行政机关自上而下、刀刃向内的一场深刻变革。试点期满后,一线执法是否更加规范透明?执法冲突是否有所减少?重大执法决定在程序上是否更加合法合规?为使这组报道做到点面结合、有始有终,在之前报道方案的基础上,我又增加了专访司法部负责人的报道计划。在报道中,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通过推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初步建立了一套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的制度机制。乱执法、粗暴执法、野蛮执法和执法不作为等突出问题得到有效遏制,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维护,社会各方面反映良好。  

“聚焦行政执法三项制度”这组报道的推出,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不但赢得了各级行政机关领导干部以及广大读者点赞,而且也得到中宣部的肯定和表扬。中宣部在新闻阅评中指出,《法制日报》抓住时间节点,主动设置议题,聚焦中央重大改革措施,展示法治中国的一个重要侧面,展现专业报纸独特的优势。 

(作者系法治日报经济新闻部主任) 

用事实说话正确引导舆论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陈东升(左)在浙江省最北端岛屿花鸟派出所采访所长王军。

□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陈东升

2010年12月25日,浙江省乐清市寨桥村村委会主任钱云会在村口被一辆路过的工程车轧死。因为此前对土地征用补偿不满,钱云会曾和一些村民一起上访,突然遭此横祸,便有人猜疑他是被当地政府派人谋杀的,借助网络传播,迅速演变为全国性的热点舆论事件。

从网络上获悉这一事件后,我驱车300多公里从杭州赶至浙南乐清市寨桥村现场采访,在本报视点版上刊发了《“乐清村主任之死”案调查》。因另有早已安排好的采访任务,第二天一大早,我赶赴余姚法院采访一先进人物事迹。不料中午打开电脑一看,发现网络上质疑的声音有增无减,国内外100多家媒体的记者从四面八方赶到乐清采访,一些网络大V也组成“公民观察团”赶到乐清,准备进行独立调查。

我顿感事态严重。就在这时,我接到了时任温州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叶寒冰的电话,称温州有关方面经过研究后,同意接受中央电视台、法制日报社等少数几家权威媒体采访,问我是否对此感兴趣。我回答说,如果温州市有关方面同意让我面对面采访这一事件的办案公安民警、肇事司机、事故证人、遇难者家属,我对这次采访很有兴趣;如果有关方面只是提供所谓的“通稿”,那么对不起,我对此不感兴趣。叶寒冰稍作思考,当即回答我,同意我的所有条件。

我从余姚辗转宁波,再搭乘动车赶到乐清已是下午4点多钟。就网络上种种疑问,我逐一采访了叶寒冰和温州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沈强等公安机关办案负责人。他们说,此案发生后,警方人员分两批,按交通肇事与命案两套程序展开侦查,经过警方缜密调查,案件事实已经查清,证据已经固定。蒲岐“12·25”案件完全排除谋杀可能,认定为交通肇事案件。

我采访了肇事司机费良玉,对方称他与受害人钱云会无冤无仇,从不认识,也没有受任何人指使要谋害钱云会。他确实是刚考的驾驶证,下雨天,路滑,看到钱云会突然横穿马路时慌了,刹车不及才酿成事故。

我采访了目击证人钱成宇、所谓的第二“目击证人”黄迪燕……

就这样,从下午4点多到深夜12点,我马不停蹄地采访了这一事件的当事人,每一处采访完毕转场路上,用手机把采访内容口述给留守后方记者马岳君,让他进行文字整理。深夜12点,马岳君把通讯稿初稿发给我后,我又字斟句酌,精心修改,直至次日凌晨2点左右,才把稿件发往视点新闻部。

经视点新闻部主任崔立伟精心编辑,第二天,《“乐清村主任之死”案再调查》刊出。文章以大量第一手资料和确凿无疑的事实告诉人们,寨桥村村委会主任钱云会在村口被工程车轧死一案,确实只是一起普通的交通肇事案。由于文章坚持用事实说话,再加上本报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全国几百家媒体纷纷转载此文,舆情渐趋平息。2011年,这篇稿件获得了第21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

(作者系法治日报驻浙江记者站站长) 

在余震中挺进“孤岛”茂县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马利民参加新闻发布会。

□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马利民

“5·12”汶川地震已过去12年,作为本报驻四川记者站记者,我经历了地震及灾后重建的全过程,至今很多情景仍历历在目,恍如昨日。初入茂县采访震后阿坝监狱的艰险经历尤为刻骨铭心。

2008年5月12日大地震发生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成为交通断绝、通信断绝的“孤岛”,位于当地的阿坝监狱失去联系。直到5月14日,阿坝监狱终于借助当地唯一一部卫星电话,与抗震救灾指挥部取得联系,汇报监狱无重大伤亡,总体平安,迫切的问题是粮食物资极度紧缺。时任四川省司法厅厅长刘作明、时任四川省监狱管理局局长刘志诚等领导当即决策,路通后第一时间派车队进茂县运送补给,确保监狱稳定平安。我当时正在指挥部,主动申请随队采访。

5月18日,进茂县道路基本抢通。5月19日23时,由时任监狱管理局副局长肖乾华带队的四川省监狱管理局车队携带30吨物资连夜启程,我作为唯一的记者兼工作人员随队出发。

因成都至茂县道路中断,车队绕行雅安、泸定、丹巴、金川、马尔康、黑水一线,先后翻越二郎山、梦笔雪山、雅克夏雪山,本来180公里左右的路程变成了800多公里。

山高路险,余震不断,前方情况不明,必须随时调整行进计划。22日,终于到达岷江与黑水河交汇的两河口,此处距离茂县大约28公里。

震后山体垮塌,直接冲进了河道,沿岷江的28公里道路基本被山体掩埋。车队到达时,甘肃省交通厅的抢险工程车还在作业。在若干危险路段,车队按交通指挥要求保持50米间隔,单车依次加速闯过。中间的一次等候冲刺时,余震突发,我搭乘的越野车车顶上传来小石子砸出的声音,全车人紧张得说不出话来。两个多小时后,终于有惊无险地通过了这28公里抵达茂县县城。

车队进入阿坝监狱时,车上车下都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开始欢呼,有的女民警甚至落下眼泪。

在这里,我采访了监狱党委副书记艾燕玲,地震发生时监狱主要领导赴成都开会,她是在家的“一把手”,这位显得瘦弱的女领导临危不乱,指挥若定,成功稳住大局;还采访了七监区监区长罗强壮,地震发生时他正在汶川,他硬是沿着已垮塌的213国道冒险走了40公里以最快的速度赶回茂县,他说“我是监区长,这么危急的情况我不在岗要不得”;还采访了很多监狱民警、武警战士,是他们不畏艰险,尽职尽责,在8分钟之内将全体服刑人员疏散到室外,只有一人轻伤,坚定地保证了监狱震后的安全稳定,有序运转。事后我发自内心地说,阿坝监狱的每位民警和家属都是好样的……

(作者系法治日报驻四川记者站站长) 

走近守护祖国南大门“天涯哨兵”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陈丽平(右)在中建岛采访守岛官兵。

□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陈丽平

2019年5月,我有幸参加了由中宣部组织的主题为“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海军中建岛守备队蹲点式调研采访。

中建岛是西沙群岛的西南门户,面积不足1.2平方公里,是一个由珊瑚沙和贝壳残骸堆积而成的荒滩,自然环境恶劣,战略地位却十分重要。

能有机会到中建岛蹲点调研采访,我既兴奋又期待。可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上中建岛是那么周折不易!

在西沙守岛官兵中,流传着一句话,“没有七分英雄胆,休上中建白沙滩”。我在上岛过程中有了切身体会。

南海的5月,算是一年中海况最好的季节。即使这样,几千吨的舰船依然晃得特别厉害,如同在大海坐过山车一般,很多同行记者都出现了晕船呕吐的反应。

经过两昼夜的航行,终于迎来海上日出。走上甲板,兴奋地发现,中建岛隐约出现在我们的视线里。由于码头航道浅、暗礁多,只能靠小船接驳。我们登上一艘小船,又是一个多小时的飘摇,船终于在中建岛靠岸。

记得刚上岛时,住宿安排就有了新的调整,由每天回到船上住宿改为在岛上住宿。随行的保障人员告诉我,如果回到船上就不能再到岛上采访时,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我要留在岛上。接下来的几天,我在没有带任何换洗衣服和洗漱用品的情况下,坚持在40多摄氏度的岛上圆满完成了采访任务。

在这里,五星红旗每天和天安门广场的国旗同时升起。从上岛之时,一幅美丽的画面始终吸引着我的目光——白色的珊瑚沙海滩上,官兵们用红色海马草种出了国旗、党旗和“祖国万岁”“党辉永耀”8个大字。身临其境,震撼于它的壮观、美丽。

在采访过程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很少有官兵说起守岛艰苦,讲得最多的是乐守天涯。我深深地感受到守岛官兵用实际行动守护好祖国的海防前哨,践行着上岛时的诺言:做党和人民放心的“天涯哨兵”。

能够有幸去祖国的南大门,是因为有这些官兵的坚守。当船舶驶离中建岛、自由航行在大海时,我从心底里道一声:感谢你们,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作者系法治日报军事法治新闻部副主任)  

在一起正当防卫案中感受检察力量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周斌在新闻发布会上提问。

□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周斌

入职报社15年,参与政法报道11年,有很多难忘的经历。这次说个“新鲜”的——去年6月对河北邢台董民刚正当防卫案的调查报道。

这是一起命案:刁贵利与董民刚的妻子有染,一天晚上,刁贵利酒后闯入董民刚家中,对董民刚进行辱骂、殴打,董民刚在反抗过程中,用家里的剪刀将刁贵利刺死。检察机关最终认定董民刚为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采访过程中,有很多细节令人印象深刻——

第一,身体发颤的董民刚。雨后的下午,我踩着泥泞的乡间小道来到案发现场董民刚家中。木讷的董民刚向我叙述一年多前那一幕时,依然极度不安,身体不时微微发颤。

第二,“不服”的公安机关。案发后,公安机关以涉嫌故意杀人罪立案侦查。采访中,办案民警语气坚定地说:董民刚的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属于防卫过当。民警还介绍了不少案件细节进行佐证,比如死者凶器是一把车钥匙,而董民刚拿起了剪刀。

第三,写请愿书的群众。案发后不久,970多名村民签名摁手印联名请愿,希望对“凶手”董民刚给予宽大处理。请愿书上不仅有一个个村民的红手印,还有村委会的公章。

第四,执著的检察机关。检察机关两次退回补充侦查,每次都列出了7条补充侦查意见。第二次审查起诉阶段,承办检察官还多次到案发地听取各方意见,分析研判证据,明确侦查补证方向。公安机关仍以涉嫌故意杀人罪移送后,检察机关果断启动自行补充侦查权,最终认定董民刚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作出不起诉决定。

采访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特别愿意和朋友分享这起案件,因为这让我对新时代检察工作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和感受。面对这样一起命案,检察机关顶住压力,敢于担当,主动作为,回应社会关切,弘扬社会正气,将与不法侵害作斗争的行为坚决认定为正当防卫,既履行了司法为民的庄严承诺,也践行了“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法治理念,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法治精神和新时代检察力量。

(作者系法治日报政法新闻部副主任) 

那些“念念不忘”终究“必有回响”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朱宁宁在全国两会新闻发布会上提问。

□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朱宁宁

2020年5月28日下午,北京,人民大会堂。

2879票赞成、2票反对、5票弃权,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首部民法典。由于今年全国两会是在特殊时期召开,因此,在人民大会堂三楼记者席上,只有30多名中外媒体记者一起见证了历史。而我,有幸身处其间。

民法典编纂工作从2015年3月正式启动,到2017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民法总则,直至2020年5月民法典修成正果,本报从未缺位,我作为本报政文新闻部负责人大立法领域报道的记者有幸全程参与,对民法典编纂进行了重点、深入、专业、权威、全面的报道。也因此,民法典编纂工作成为我迄今为止职业生涯中持续时间最长、参与程度最深的一次报道,当然也是采写过最多稿件的报道。

长达6年的时间里,我以一名记者的视角见证了首部民法典的诞生过程,也亲历了新中国立法史上的许多“第一次”。比如,委员长在全国四地主持召开了民法典立法座谈会,这是绝无仅有的。幸运的是,4次座谈会我报道了其中的3次。由于工作关系,我还有机会多次参加立法机关“闭门会议”,这让我有机会知道了很多民法典背后的立法故事,看到过不同观点激烈交锋的场面,目睹了立法者逐字逐句的“较劲儿”。这些过往,背后都是中国立法人的职责担当。

但实际上,写好民法典的稿子并非易事。民法典号称“社会百科全书”。从某种角度讲,民法典涉及的领域有多广,给报道带来的难度就有多大。这些年在报道民法典的过程中,我查阅了不计其数的学术资料,经常会为了一篇千儿八百字的稿子看十几万字的专业论文。而让我颇感欣慰的是,关于民法典的很多报道也得到了最高立法机关和学界的认可,发挥了不小的推动立法的作用。很多我采访过的对象在各种不同场合或通过不同渠道告知我,我们所报道的一些重大的编纂问题比如体系问题,在法学界还存在不小争议的情况下确实发挥出了正确引导舆论的作用。

这些认可也让我深刻体会到了什么叫“念念不忘,必有回响”,那些工作中的认真对待最终都不会被辜负,一切都是值得的。而作为一名记者,我们的职责就是要写出专业、权威的报道,我们必须对每一个字负责、对每一个读者负责。这就是新闻记者要始终坚守的初心。

(作者系法治日报政文新闻部记者) 

来源:法治日报

编辑:渠洋 常煜 张香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