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 | 平易朴实的字里行间，蕴藏沉默的力量

韦名，广东饶平人，广东省作家协会理事，广东省小小说学会副会长。出版有《老街》《山河映记》《车开花香》《家有芳邻》《高空博弈》等8部小说集。作品入选100多种文集及全国多地初、高中模拟试题。曾获《小说选刊》德孝廉微小说精品奖、《小小说选刊》年度优秀作品奖、《百花园》年度原创优秀作品奖、广东省作协最具影响力40篇小小说奖等。

韦名新作《老街》。

平民视角下独特的人性情怀

——简评广东小小说作家韦名作品集《老街》

文/吕啸天

用小小说写出大作品，用小小说传播时代正能量，是当代小小说作家孜孜以求的梦想与前行的方向。活跃在广东文坛近20年的广东小小说名作家韦名一直致力于小小说的创作，并且以“新官场小小说”的写作名闻中国小小说界。此次，韦名小小说作品新著《老街》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作者以城市、乡村、老街、小巷等作为人物活动的场景，以卖菜大叔、修车老人、理发师、叔公、二婆、乡村父辈长者等一系列的平凡人物作为塑造的艺术形象，以平民视角去观察现实生活，展现人生中独特的人性情怀。全书内容余味悠长发人深省，体现文学写作新题材、新手法、新风格，展现了当代作家创新文学文本的责任担当与文学情怀。

韦名生于粤长于粤，先学工，后学文，当过技术员，做过记者。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成为缪斯的信徒，在繁重的工作之余仍勤奋笔耕，著有小说集《高空博弈》、《蓝蓝的天空下起雨》、《水本无味》、《家有芳邻》、《车开花香》等，获第七届小小说金麻雀提名奖。他的作品大多聚焦现实生活中的凡人凡事，以清新、朴实见长。其官场众生相系列小说人物刻画惟妙惟肖，被文坛称为“新官场小小说”创作的代表作家之一。

小小说一定要想方设法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表现无限丰富的生活内容、时代内容和社会内容，并把生活的丰富性寓于典型的艺术形象之中，创造深刻隽永的艺术典型。韦名作品集中《老街》这篇就具备了这样的特质。历经岁月沧桑如美人迟暮般的老街突然来了两位不速租客：60岁的光头男人和30岁粉嫩如画的女人。老街人在猜测这对男女是父女还是夫妻时，男人和女人回报给老街人的是京胡、二胡、月琴、三弦演凑的《贵妃醉酒》、《将相和》、《长坂坡》、《霸王别姬》、《定军山》。神秘的男女用京剧征服了一街人，用表演给冷清的老街带来了亮色和暖意。穿插的一个细节是有一天老街失火，男人冲进火海救出一个女孩。再后来那如画女人白布裹身病逝了。老街的人才知道，男人曾经是教授，女人是他的学生。男人有才，女人多病，他们到过很多很多地方……作品以平民的视角展现了百年老街的生存场景、老街人的生活场景，教授与女学生的生命轨迹场景，独特而丰富，犹如他们的京剧表演一唱三叹，令人思绪万千，引发读者对于生存方式生存价值探求的无限联想。

小小说写作与任何精湛的艺术创作一样，都不能只掠取生活的表面现象，任何感人的形象也不能只传达人们一时短暂的某种浮泛情绪，而是要深入生活的底蕴，揭示潜藏在艺术形象内部的生活潜流。韦名通过《老街》向文坛和读者展示了他在遵循艺术创作共性下对个性的强烈追求，也展现了作家深入生活潜心创作追求典型性和独特性的可贵品质。《数星星》就是其创作的重要载体之一。《数星星》这篇作品以粤东客家农村为场景，以阿公、阿嬷的生活和感情为内容，以阿公下地干活回家必先沐浴更衣穷讲究和喜欢在虫鸣蛙叫的月夜数星星为情节和细节展开谋篇布局。三年大饥荒时，每家每餐分的粥几乎不见饭粒，个个饿得绿头青。就是在这么艰苦的日子里，阿公还坚持“穷讲究”。饭粒掉地，阿公捡起来小心翼翼地放到嘴边吹了又吹，确信饭粒没了灰尘，才送到阿嬷嘴里。阿公为了照顾年迈的岳母毅然做了上门女婿。最终阿公无疾而终，走前交给阿嬷一本账本，那是阿公建房时就开始用的：欠东家10块钱，已还8块；借阿叔3块砖，已还；借大伯杉木一根，折算6元，未还……在卑微中展现大义，在苦难中传递着生命的亮色与脉脉温情。这篇作品有着深厚的现实生活积累和厚实的艺术土壤，作品人物与情感真实可信。爱干净和穷讲究的阿公追求生的本源活着的本义，担责、乐观、谦和、正直、热爱。阿公“穷讲究”那是对生活的珍惜对生命旅程的自我珍重和呵护。阿公阿嬷“数星星”那是心中有梦想，在苦难生活中仍充满对美好的向往。作品塑造的这对阿公、阿嬷乡村农民艺术形象，在千千万万的乡村父辈中显得独一无二，具有很强的典型性，从而也具有强烈的艺术张力和示范意义。

评价一篇（一部）小说作品的艺术成就，我一直坚持三维论：第一是语言必须具有可读性与艺术张力。第二是追求作品的艺术性，要追求情节与人物的典型性。第三最重要的就是追求思想性，作品必须褒扬真善美传播时代正能量。小小说创作遵偱此法，也是要追求可读性、思想性与语言的艺术特质。要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作者具有丰厚的文学素养、丰富的生活阅历，还要有不断探索追求超越自我的动力、激情与勇气。艺术的探索、创作的探索，说到底就是自己向自己下手，自己否定自已。没有雄才大略、雄心壮志，没有果敢的勇气与毅力是永远无法实现的。韦名的《老街》延续了作家传统文化叙事的风格。语言讲究简洁，叙述平稳、不铺张，节奏有节制、不疾不缓，情节迂回精致，故事情节充满力度、温度和灵动性，诚恳、亲切、平易、朴实的字里行间总能蕴含着一种沉默的力量。韦名的《老街》以平民视角去观察演绎展示百态人生，以记录者观察者思考者的姿态，饱含着对人世间社会大千冷暖人生风霜雪雨沧海桑田的世态、情状、命运、发展、变迁等的书写，烟火生活市井人生和故土乡情中的系列人物都与众不同，作家尽力追求情节与人物的典型性，使这部作品具有强大的传播源动力与影响力。《老街》作品人物众多命运各异，作家在塑造这些人物的同时赋予了他们爱、追求、坚守与梦想。他们的爱是无比的强烈与执着，热爱家人、热爱生活，热爱美好的事物。收录《老街》作品集中的《二婆》主人公二婆临终前双手嵌入二叔公的手，任二叔公怎么掰也掰不开。二叔公一串热泪滚落到了二婆的手上，二婆的手终于松开了，令人百叹千吁。作家关注在传统文化形态下变异中，不论是乡村还是城市，不论是没上过学在物质穷困中苦苦度日的阿公、阿嬷、阿婆，还是学富五车艺术超群的教授，他们对生活、生存，对美好情感人性情怀都带着执着追求。对爱的执着，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对人间温情的珍惜呵护，对人性情怀的守望相持，这是这个时代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著名作家王蒙说过，只要人类还需要感情，文学就永远不会消亡。这部作品人物典型思想情感饱满，思想感染力绵长，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已具备了具有穿越时空的力量。若干年之后回头再审读，这部作品依然具有应有的文本价值。

美国评论家罗伯特·奥弗法斯特曾经下过这样一个定义：小小说必须高度“浓缩”，富有戏剧性，完整地包含一篇普通短篇小说应有的情节。贾平凹在《白夜·后记》中写道：“小说是什么？小说是一种说话，说一段故事，我们作过许许多多的努力——世上已经有那么多的作家和作品，怎样从他们身边走过，依然再走——其实都是在企图着新的说法。”小小说与一切小说写作一样必需是世说新语。站在当下，我们也可把这些作品当成优秀的小小说范本来阅读。其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要创新，要学会世说新语。从“新官场小小说”到“新乡土小小说”再到“新笔记体小小说”的写作，作家韦名正在不断进行题材的拓展和创新。创新是时代赋予作家的使命。如果说想象力是作家必备的能力的话，那么创新就是作家的一种责任。在当下和未来，放眼全球，每个行业都在进行创新。《老街》在新字下了很多功夫，题材新、视角新、创作手法新，情节结构新，展现的主题新，给人启发的内容新。创新内涵的《老街》也因此保持鲜活、朝气和健康旺盛的艺术生命力。

写作是体现作家存在价值的最佳的、也是唯一的方式。在前行的路上，已站在《老街》创作新纬度上的韦名定能贡献更精彩的全新文本，为繁荣广东、中国乃至世界的小小说版图增色添彩。

（吕啸天，广东省小小说学会副会长，佛山市小小说学会会长）

长篇幅、大容量和耐寻味：小小说文体的新可能

——评韦名近期的小小说创作实践

文/雪弟

在小小说领域，韦名是以写官场题材出名的。他写官场，有着一套迥异于别人的独特法则。具体说，韦名对官场的叙述不是为了宣泄，也不仅是为了暴露，他是在客观地、冷静地观察和剖析官场，试图找到解决官场顽症的良药，这一点与众多以暴露和揭秘为核心内容的官场小小说有着本质的不同；另外，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韦名在强调官场小小说可读性的同时，他没有忘记对人物的塑造。《品茶》中的“老宋”，《品酒》中的“领导”，《1984年的北风》中的“郭大胆”等人物形象性格鲜明，呼之欲出。这一点也与众多以故事情节取胜的官场小小说有着明显的不同。此两点让韦名的官场小小说独树一帜，在业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84年的北风》荣获《小小说选刊》第13届（2009-2010年度）全国小小说佳作奖，《重逢》荣获2016年武陵“德孝廉”杯·全国微小说精品奖二等奖。当然，在官场之外的其他题材方面，韦名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创作出了《葬石记》、《修车老汉》、《家有芳邻》、《种菜的女人》、《老盛的知青生活》等佳作，《葬石记》荣获了《小小说选刊》第14届（2011-2012年度）全国小小说优秀作品奖。不过，与以上创作成绩相比，我更看重韦名近期的小小说创作实践，我认为，他近期的创作为小小说文体提供了新的可能。那么，他近期的小小说创作与以往有何不同呢？

第一点不同是篇幅变长了，刊于《百花园》2018年第9期的《龙须巷》2658字，刊于2019年1月3日《汕头日报》的《鹅飞时》2481字，刊于《北京文学》2020年第3期的《橘子真甜》2653字，刊于《嘉应文学》2019年第5期的《牛叔牛婶》2225字、《快手七婶》2371字、《乌头姑爷》2585字，刊于《大观·东京文学》2020年4月刊的《红姐》2466字。从以上可清晰看出，所列的七篇作品均在2000字以上，有三篇还超出了2500字。2019年，中国微型小说学会曾做过一个关于小小说篇幅的调查，共331人参与投票，其中赞成1500字左右的为155票，占47%；赞成2000字左右的为117票，占35%。以上数据表明，一部分人愿意接受2000字左右的篇幅，大多数人更愿意接受1500字左右的篇幅。可如果参照这个调查结果，韦名的这些作品恐怕就不属于小小说的范畴了。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韦名在创作篇幅上的“越轨”呢？

首先，我们要看1500字或2000字的限定是怎么来的？超过了限定会对小小说文体造成伤害吗？其实，关于小小说篇幅的争论由来已久，而且一直没有定论。分歧的造成与报纸、刊物所发作品的版面大小有关，也与一些奖项是否便于评选有关，当然更与作家的审美追求和写作习惯密不可分。因此，这种限定并不具有普遍的意义，也无需严格遵循。可以预见，这种分歧在短时间内不会消除，也不应消除。有人认为，这种分歧不利于小小说文体的发展，我倒是觉得，正是这种分歧，让小小说得以自由地生长，从而推动了文体的繁荣。既然有35%的人认为，小小说的篇幅可以达到2000字，为何就不能达到2500字，甚至3000字呢——这个字数离短篇小说仍有挺大的差距（当下文学期刊发表的短篇小说多在5000字以上）。让小小说呈现出更多的可能性，不好吗？中国微型小说学会关于小小说篇幅的调查还有一个数据，那就是331人中，赞成小小说上限可以到3000字的为48票，占14.5%，比例是少了点，但也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长篇幅的合理性存在。以此观之，韦名在创作篇幅上的“越轨”，并非真的“越轨”，它只是越过了惯常的认知范围，但实际上它依旧在小小说的规范之中。

其次，我们要看这种篇幅上的“越轨”是否有必要？看一看删减到2000字或1500字内，作品的容量是否缩减了，小说的味道是否被削弱？倘若容量没有减少，味道依然浓郁，那么，无疑这种“越轨”是没有价值的，无效的。反之，则是有效的，有价值的。现以荣获《百花园》2018年度优秀原创作品奖的《龙须巷》为例略作分析。《龙须巷》2658字，写的是饥饿年代，几个孩子偷豆箍被抓后去劳动改造的故事。依照这个故事核，可以把作品中两方面的内容删掉，一个是龙须巷的来历，大概250字；一个是对警察迷瞪眼的描绘，大概300字。删掉之后，就回到了35%的人所赞成的2000字左右。从故事情节架构上说，也没太大变化。但删掉警察迷瞪眼打日本鬼子落下伤疤的交待，容量就减少了；删掉警察迷瞪眼“先是一瞪，再是一吼，然后是一拍”的办案狠招，人物神采就黯淡了，人物性格也没那么鲜明了；删掉龙须巷的来历，作品所竭力呈现的“民风淳朴”这一内涵就失去了根基。总之，小说的味道就削弱了。由此可见，韦名这篇作品在篇幅上的“越轨”是必要的，是不可删减的。其他作品亦是如此。当然，囿于篇幅限制或出于某种需要，一些执掌作品生杀大权的人，会把韦名的某些作品，如《鹅飞时》进行删减，但对照之后会发现，还是“越轨”的作品更耐人寻味。

韦名近期的小小说创作与以往相比的第二点不同是随着篇幅变长，容量变大了。诚然，在2000字左右、甚至1500字左右的篇幅内，韦名同样创作出了容量较大的作品。如上面提到的《葬石记》（刊于2011年12月4日《南方日报》，1953字），作者以雨花石为道具，通过行动和语言描写，惟妙惟肖地展现了一位战斗英雄的精神风貌。不仅如此，作者还借助老张头（特定一段时期的敌人，其实是与老李头一起光屁股长大的兄弟，只是后来被迫加入了国民党）对老李头的潜在影响，细腻地描绘了和平年代中一位老人的情感渐变过程，这样，作品就经由战斗英雄对战争的反思，从外在的光环和荣誉转向了对普遍的人性的深入探讨，老李头这个人物也就具有了历史厚度与人性深度。但我们也要承认，作品的容量大小与篇幅长短是有紧密关联的，在一两千字的篇幅里要写出丰厚的内容，实在太难了。而在2000字的基础上再增加500字或1000字，就有可能因若干元素的加入扩大小小说的容量，让小小说现出更为充实和丰沛的样貌。上面提到的《龙须巷》就是典型的例证。那么，韦名在篇幅加长的过程中，是如何把容量变大的呢？

一是采用“浓墨重彩”法，详细铺叙故事。如在《龙须巷》中，作者本也可以轻描淡写，一笔带过龙须巷这个故事展开的场所。但作者并没这样处理，而是花了250字，较为详细地铺叙了一个龙须巷来历的故事，从而把龙须巷的历史、文化以及神秘气息全展现了出来，这样，作品的内容无疑就变得充实、丰富了。又如《牛叔牛婶》中，作者本也可以把两头母牛打架的过程简化，省出一些文字去表现其他内容。但作者偏偏浓墨重彩，把打架的过程进行了详细的铺叙。这样处理有何好处？一方面把“轰轰烈烈”的场景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了，另一方面为后面两头母牛对待同样是主要人物的小女孩的态度做了有力的铺垫，当然，也为后面所有故事的展开提供了逻辑基础。所以说，这段两头母牛打架的文字不可或缺。它看似多余，实则充实了作品的内容。

二是采用“节外生枝”法，着力增加故事。《龙须巷》中，作者在介绍警察迷瞪眼时，用了这样的描述：“是一名胖警察，话不多，长着个刀疤脸。”接下来，是详细地铺叙警察迷瞪眼的“狠”。本来，这样衔接也是非常自然的。可作者偏偏在这中间加了一句：“据说是打日本鬼子时落下的伤疤”。何必节外生枝，交待警察迷瞪眼的伤疤呢？一个可以全面地呈现这个警察的风貌，另一个可以为他的“狠”的行为提供依据。那有必要把伤疤的故事完整地展示出来吗？不用。那是短篇小说的任务。假如写了，可能是真“越轨”了。

三是采用“泛涟漪”法（或叫“留余音”法），力争拓展故事。“泛涟漪”法是指以相似或相近的元素延展情节的链条，充实、拓展作品的内容。这里主要是指在作品结尾处又顺势带出一个结尾。如在《快手七婶》中，写到“七婶因工作出色，后来成了全县有名的全科医生”时，完全可以结尾了。可作者并没有在这里止步，而是又带出一个结尾：“出了名的七婶却执意和三队长结合在一起，就像当年执意和七叔离婚一样，毅然决然的。这是后话。”通过“这是后话”的方式交待作品中人物的命运，尽管没有再具体展开故事，但内容上无疑拓展了，并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其他作品中，《老盛的知青生活》的结尾也是如此。

韦名近期的小小说创作与以往相比的第三点不同是随着篇幅变长，更加耐人寻味了。固然，小说的味道的生成并非完全取决于篇幅的长短，实践也证明，哪怕数百字的篇幅同样能写出耐人寻味的作品，韦名的《父亲的味道》《种菜的女人》等佳作均在1500字以内。但不可否认，篇幅过短，在环境描写、情节构建、人物塑造以及闲笔运用等方面就会捉襟见肘，以致作品枯瘦如柴，沦为中短篇小说的梗概。多年来，在当代文学史教材和全国大奖评选中，小小说几乎是缺席的（直到2018年，小小说才首获鲁迅文学奖），原因何在？这肯定与文学史家和主流评论家对这一文体缺少全方位了解，甚至对这一文体存有偏见有关，可小小说自身的小说性缺失、味道不够浓郁恐怕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随着篇幅的变长，小小说原本因字数限定而积存的弊病，很有可能得到解决，这样，小小说就会变得耐人寻味起来，其小说性自然也会增加。可以说，韦名近期的小小说创作实践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现主要以《鹅飞时》为例作些探讨。

《鹅飞时》写一个失去双腿的老人想拍天鹅飞翔的照片，可一年过去了，他一张也没拍到。当然，他也不可能拍到，因为这些天鹅被做了“断翅”的特殊处理，根本不能起飞。对此，这位老人其实非常清楚，当年经手“断翅”的，就是他。不过，他仍固执地认为，有一天天鹅会起飞的。这篇小小说原文2481字，有多处环境描写、人物描写以及闲笔运用，可以说非常耐人寻味。但在被选入某地高中语文联考试卷时，压缩到了1678字。那么，它被做了哪些删减呢？一是保留了开头的环境描写，但中间某处的环境描写删掉了；二是删减了老人、天鹅的外貌描写以及某些“我”与老人的对话；三是删掉了结尾部分老人的内心倾诉；四是删掉了叙述者“我”对生活的一些感慨。如何看待这些删减呢？

诚然，命题者受版面限制、命题要求等因素对原文进行删减是正常现象，就这篇作品来说，某些删减（如删掉“我”对生活的感慨）也是有道理的，但从小说的味道上说，大部分删减是有损害于作品的。开头的环境描写，为天鹅和老人的活动提供了背景，为小说平添了几分诗情画意，命题者保留了。可中间的环境描写呈现了物我合一的意境，表现了老人的坚守与执着，依然是很重要，不可删的；三言两语对老人、天鹅的外貌进行描写，使得人、物具体可感，而且，当这些描写与人、物的行为前后联系考察时，一种特别的人生况味就出来了；命题者删减“我”与老人的对话，可能是觉得某些对话单调且重复。其实不然，这些对话看似单调、重复，但对表现人物的性格以及人物关系是精准的，另外，删掉这些对话之后，上下文的连接不太顺畅了，叙述的节奏也因过快，失去了可品味的空间；这篇作品的主题是写老人的忏悔和自我救赎，删去结尾部分老人的内心倾诉，主题确实不受影响。而且，从主题表现的方式上说，它不宜被人物说出来，而应藏在故事之中。但什么都不是绝对的，对这篇作品而言，加上老人的内心倾诉，起到了强化主题的作用，同时可给人诸多的思索。不过，某些文字确需再斟酌一下，使其变得更委婉、含蓄一些。上文提到《龙须巷》《快手七婶》等作品亦是如此，删减之后，不仅容量变小了，而且也会因枯瘦之面貌，失去一些耐人寻味的东西。

总之，韦名近期的小小说创作实践意义重大，他为小小说文体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期待他在这方面取得更大的成绩。

（雪弟，现任教于惠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广东省小小说学会常务副会长，惠州学院小小说研究中心主任）

方寸之地的命运和深情

——从韦名小说集《老街》说起

文/陈培浩

广东文坛有一批小小说的热心求索者，韦名是其中之一。小小说由于篇幅的限制，其腾挪空间比短篇小说还受限，真是名副其实的方寸之地。胡适认为短篇小说乃是一种横截面艺术，通过截面去结构叙事。事实未必如此，优秀的短篇小说除了截面式的构思外，一直在不停地推陈出新、创生可能。同样，小小说从形制来说似乎应该更微缩为一截面、一情境，但优秀的小小说作家，总致力于摆脱凝固的套路，使小小说从某个艺术原子发生裂变，在方寸之地展示出命运和深情。

韦名的小说集《老街》较为全面地展示了他在乡土与城市、官场与职场、亲情与世情多方面题材的探索。《老》多有可观者，就个人趣味而言，我喜欢其中那些超越于一般性的转折和讽刺，机巧之外有留白，并深入地透视了人心的驳杂和丰富、命运的辛酸和辽阔的作品。

毋庸讳言，小小说因其体量和形制而在通常的文体体系中居于不甚起眼的位置。这种观念基于这样的预设，即小小说篇幅太局限了，以至于在如此局促的空间中很难发展出足够的艺术可能性。不过，虽然文学理论并没有站在小小说一边，但时间却是站在小小说这一边。空间的去中心化和时间的碎片化是当代生活最重要的特征之一，碎片化的存在和高节奏的生存促使艺术形式也在发生着变化。特别是在移动自媒体和电子阅读兴起且日渐成为主流的背景下，当代读者的阅读耐心普遍衰退，除了专业读者和有专门阅读爱好者，能耐心读完一部长篇小说的人已经越来越少，很多人甚至就是一篇一万多字的短篇小说也没有耐心读完。这种背景下，各种“闪小说”“微型小说”“袖珍小说”在移动自媒体时代大受欢迎，这无疑是时间为小小说提供的契机。

但是，时间在给小小说机会的同时也布下了陷阱，不能避开陷阱，便不能抓住时间提供的机会。这个陷阱便是定型化、套路化的思维。作为一种类比，我们不妨看看正火热传播的短视频（抖音、快手、火山等）。如果说以往的电影作品类似于视频领域的长篇小说的话，很多抖音作品就是视频领域的小小说，在一分钟甚至15秒的限制中，如何讲述故事，无疑是很大的挑战。很多抖音短视频发展了一种模式化的解构和翻转套路，并且相互套用，一招鲜，用到底。

必须指出，小小说与作为大众文化产品的抖音短视频并不相同。标准化、模式化是文化产品的重要特征，但创造性和探索性却是文学艺术作品的追求。因此，如果一个小小说作家自我定位是艺术创造的话，那么他就肩负着打破由转折、翻转、反讽构成的小小说叙事套路的责任。转折加反讽可能是小小说用得最多技巧了。对套路不加反思地袭用对小小说艺术事实是一种伤害。在我看来，韦名的不少作品就具有在套路以外寻求创制，于方寸之地创造开阔可能的自觉。

《抽烟的父亲》写老父亲从农村来到城里儿子家居住，嗜好抽烟常将家里弄得乌烟瘴气，被十岁孙子指为“陋习”，要求“重新做人”。父亲只能每十几分钟便躲到阳台上过烟瘾，一不自在就嚷着各种不舒服。小说写主人公陪父亲坐公车去医院检查，一路上，“我”一直担心父亲会随时忍不住抽烟吐痰，父亲一清喉咙，“我”就马上拉住父亲的衣角。父亲忍到下得车来，迫不期待地抽起烟来，突然“我”听到父亲咳了一下，赶紧掏出纸巾，父亲还来不及接过“我”的纸巾，一口浓痰已经奔涌出来，落进了他空了一半的烟盒里。回程时，车刚靠站，父亲便迅速拉着“我”往人堆里挤。平素最恨人不排队的“我”尴尬得不行，上了车父亲迅速在车厢里抢座位。“父亲在一张双人凳子上坐下时，还不忘把右手放在另一个座位上，为我也霸一个座位。可说时迟那时快，父亲的右手还没在座位上放稳，一个小伙子已一屁股坐到父亲的右手上，痛得父亲‘哇’的一声叫唤。”小说的描写极其生动，但它的艺术魅力并不仅是生动。很多小小说有情节而无细节，有人物而无性格，有表层的故事冲突而无深层的精神冲突，而《抽烟的父亲》却有细节，有性格，有逻辑错位所结构起来的深层冲突。小说中的父子冲突不是孤立的，作者并未简单地使用城市/文明和农村/陋习这样的二元对立逻辑，而是深入到这种表层冲突底下更复杂纠结的东西：父亲虽充满“陋习”，但这是他农村生活经验使然，他虽然抢座，却又主动给其他老年人让座。跟他出一次门让已经被城市文明化的“我”一路胆战心惊，但父亲那种淳朴真诚、充满泥土气息的个性同样跃然纸上。它提醒读者，城市化虽然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进程，但“城市”并不应有俯视“乡土”的精神优越性。而纠结的是，那些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耗尽气血把子女拱进城市的乡土之子一旦被裹挟进城市，却成了落伍过时、不合时宜的陋习携带者。小说由此而引人深思。我喜欢《抽烟的父亲》，它有趣有情也有思，它善于通过有限的情境而裂变出更丰富的思想信息。

我也喜欢像《二婆》这样的作品，方寸之间而安放了二婆一生的命运，命运背后又有着一个老辈女人的辛酸、坚韧和深情。小说中，二婆与二叔公初遇时的相杀相爱写得活灵活现；二叔公是个浪荡子，不顾一切辞了婚约而迎娶丧夫不久带着拖油瓶的二婆，却在婚后嗜赌好酒，在二婆产子时连个影子都没有。其后二叔公抛妻弃子过番去，在马来西亚重新娶妻生子，但在国内最艰难的日子里，二婆不断收到二叔公寄来的汇款。二叔公回来过，被二婆反锁在房子里，但二叔公终于还是走了，二婆没哭没闹，“深潭般的乌黑眼睛干枯了”。二婆弥留时，央女儿喊二叔公回来。

二婆最后的愿望是要二叔公抱着她。二叔公在马国太太的默许下，抱住了二婆。二婆干枯的双眼闪了一下，二叔公又捕捉到了两个深水潭，潭面绿波荡漾。

二婆走了，走时双手嵌入二叔公的手，任二叔公怎么掰也掰不开。众人七手八脚来帮忙时，二叔公止住了。一串热泪滚落到了二婆冰冷的手上，二婆的双手竟然缓缓地松开了。

这段描写极其动人。不仅在于恰当的修辞对强烈情感引而不发的捕捉，更在于作者在短短的篇章中有意地经营起历史的起伏和命运的波澜。在时间的巨流中，人们只见无数个体如一叶扁舟辗转而过，没有小说的显影，又怎见二婆这样渺小个体内在的辛酸、悲怆、坚韧和深情。就小小说而言，韦名虽未必每篇都能超越有限形制的规定性，但他却有着超越方寸之地的自觉探索。因而使表层冲突裂变出深层之思，使平面的人物获得了鲜活的性格，以小小说之小而大能触及历史命运，深能抵达人心内在的驳杂和深情。

一种文体成熟的标志就在于它充分地占有着其他文体不可替代的审美特质，对小小说来说，形制的小只是外在的特征，如何在形制的小中按动那个开启复杂性裂变的审美按钮，这可能是韦名小说提供的启示，值得每个小小说写作者深思。

（陈培浩，青年评论家，文学博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八届客座研究员，潮州市作协主席。）

韦名：构建文化形态模型的笔记体作家

文/李利君

韦名的作品个性鲜明、品质出众。他有着属于自己的、相对稳定的作品模型。与把他定义为“新官场小说”的评论不同，我认为：韦名实际上是一位秉承文化形态写作的笔记体作家。

韦名作品中展现出来的“文化”，饱含着人情、世态、雅致精当的趣味、知识、情调而蔓延至一种与烟火红尘相去的生活情状、态度、境界乃至追求。他关注传统文化的原始形态以及在新时代中受到的冲击，用良心展示传统文化虽有变异，却依然有一群善良的坚守者。

韦名的作品中，戏、茶、酒、画，已经成为传统文化的标志性符号。文化之美，在于其于市井间行走，散发的却是知书、识礼、谙世的气息，自信、从容与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对于传统文化符号的记述仅是外表、表象，对于这些符号后的“识”就深入了一层，对“识”再进一步的“理”，则更深一层，作家的价值判断隐于其间、欲言又止、点到为止。深度、留白看似是一种艺术技巧，其实是对文化的居高临下的把握，也是自信，还有尊重读者的智力的倾向——不多说，就是不强求。

文化与学历无关。《戏痴李老三》中的李老三未必有学历，却是文化味十足的、典型传统“文人”，重情，关心精神层面的内容——这种关心是从骨子里的真挚而不是装潢。而这种文化气，才是我们这个民族香火延续中的宝贵基因。未必人人如李老三，但其精神追求而感染或者改造着、左右着、引导着普通的市井生活，更何况还有超越烟火气息的东西。画、茶、酒这些物化的文化符号，既可是血液里的，却也被一些投机者当作工具。在他们手里，画是画皮，茶成了茶具，酒是酒囊……这是文化最无力之处：它积聚了去除功名利禄的崇高纯粹，却也免不了在红尘中被当作呼来喝去的“奴才”。韦名深知这种“文化”之害。因此，他冷峻起来。借画茶酒展示或揭示生活、官场、商人的那些生存技巧、获利技俩，展示出悲剧性的残酷现实，人们并不能彻底地使文化仅在本意上生长，而是眼睁睁地看它被利用。

官场描述是判断一个小小说作家理性认真的重要标志之一。天下乌鸦一般黑似的“厚黑”官场，或者充满利己玄机的，都是不理性的、缺少真实的基础和真实的“深度”。韦名既看到了进步的“韬略”，也看到了难言的苦衷。他笔下的官场人物，面目并不可憎，充满了人间烟火，没有妖魔化。《品茶》中的老宋爱茶，毫无玄机，只是真爱，不想被外物所役。所以，他对品茗会这类挂半头卖狗肉的事不积极、不参加。为了维护自己“品茗”的清静时光，不惜弄个“涉嫌经济问题”的风声来，颇有些“自残”式的自我保护来。老宋赢了——光荣退休后，他没有“人散市声收”，而是“多了几个茶友”。最闪亮的其实是《青藏线上的偶遇》。作品用一种可以称为“漫点式”的方式，展示了无边的风景。漫:漫不经心的叙述；点：一点一点，一层一层的铺垫，然后，在一个“点”上戛然而止。松散的情节——甚至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逻辑严谨”情节，而是一种流水下来，渐入佳境，最后，却抖开了一个别样的尾声：令人会心一笑。韦名带着我们和主人公陈大庆一样不动声色，却上演了一场深刻的人性“活话剧”。这是一类人的活画像，在读完之后，我默然无以应：这样的人，有多少呢？在我们人生的每一列车上、每一个故事的尾声到来之前，我们需要对这一路上的那些夸夸其谈的人重新打量。

韦名的作品中，“文化”虽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但其品质依然被那些骨髓深处流淌着传统的人们在世道中坚守着。《茶乃天然香》的老陈头，《老文犯傻》中的老文……与其说是主人公在坚守，不如说是作家在坚守。他从传统文化的现现代遭际中看到了冲击下的变异，更不甘屈服。

韦名的作品中，对于传统文化心理中的善良、人伦的尊重、张扬和维护，彰显着韦名的文化理想。《快手七婶》中固然有七叔因为七婶给三队长看“男人之疾”而成为一个有着陈腐、狭隘文化心理的典型，却也塑造有坦荡、勇敢、磊落的七婶，张扬和力挺着一种正向的价值取向。

说韦名的”文化“气息，《领导的周课》：何尝不是一种正能量的文化呢？把一个“天花板干部”变成“干活努力”的干部，就是“文而化之”啊——所谓文化，的确“文而化之”啊！难得主人公没有把“计谋”用在“明争暗斗”或者“往上爬”上——所谓的“计谋”，在这里演变成一种不露痕迹的高超的教育、引导、管理艺术了。《 领导的数字》数字出成绩。书记随口来的“精准”数字，博得了好感——但书记的口是“统计局”啊——干部们知道，不知领导知不知道——这其实可能是政治生态系统中的一种常态的“变异”，显示的是一种变异的文化形态、文化心理。

韦名的不少作品并没有着力塑造一个丰满的人物形象，大多是扁平的。故事情节多单纯、小有起伏，总有“官场潜规则”的内容隐约闪现，时不时把“官僚主义”端出来晒上一晒。《重逢》除了开头提到的“苍白短促的头发，虚肿憔悴的面容，游离呆滞的眼神”的人物描写外，“他”这个连名字都没有的主人公，在叙述中一直让“蒋”有一个误解，以为是一个“不近乡情”的正面人物——而且不近得离谱，但在吊足了胃口之后，突然发现，这样一个给出过“三不”的人却和反“三不”的“蒋”重逢“在这里”（看守所或者监仓？）——高光的亮点碎了，我们看到了一个严峻的现实：“两面人”以及对于“三不”不入脑不入心的巨大缺失。《高空博弈》貌似小品，但“西装客”在飞机之外的场景中的情况却是真实的，令人唏嘘。更为严峻的是，过了一段时间，“也是穿着西装看起来像领导”、“上面派来跟踪西装客”的两个人也被带走了——现实的残酷，令人看到韦名内心深处的挣扎。这可能是韦名作为作家最重要的现实意义。

韦名的作品大多数时候并不提供太多判断，而是用生活化的细节，一个勾连一个，形成让人急于知道结果的故事链条。《追寻灿烂阳光》里的老廖命运的突转，令人惊诧。表面看起来蹊跷的摄像头是个“梗 ”，实际上却是老廖内心深处另藏有一个轻易看不到的角落。文学如果仅剩下“文学性”，就会让人觉得很“象牙塔”——韦名的社会责任感大于文学志趣，他从生活中捕捉到的“老廖”提供的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范本：到底是老廖“智慧”高超瞒过了众人的眼，还是中途老廖发生了质变？

作为秉承文化形态的写作的作家，他是“新文化笔记体作家”。笔记体小说自然天成，往往是貌似闲适随笔，其实“别有用心”。《“猪”猴之年》描述的是“基层官场”，既包括人们广为诟病的政绩观，也涉及到社会发展规划。基层执政者、施政者的行为明显带有“折腾”色彩。从“基层官场”的折腾，我们看到的是基层国家治理远远不够现代化、规范化和科学化。

此外，能体现韦名“新文化笔记”技巧方面，语言讲究、简洁，叙述平稳、不铺张，节奏有节制、不疾不缓，情节迂回、精致，故事充满温度。这些作品，精致、平静地描摹了世事情态。这是文人气的俗常生活的艺术化再现，这样的作品更多一种从容、宽容、包容，平实的字里行间蕴含着一种沉默的力量。

（李利君，小小说评论家，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过小小说评论《小小说的九十年代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