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社区治理的多元共治之道
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工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探索新时代下社区治理创新机制和路径，对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有着重要意义。当前社区治理的重点和难点在哪？有何破解之道？本期圆桌论坛就该问题进行讨论。
打造微社区，助力政府管理和居民自治充分结合
蔡禾，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山大学教授、博导。
社区有两个方面的属性，一方面它是国家治理中最小的行政单元，具有政府管理职能；另一方面它是人们基于长期互动而自发形成的共同体，强调满足“我”的需要。要做好社区治理，必须协调好两者的关系，让两者充分结合。
要实现结合就必须先解决两对矛盾，其一是行政治理的标准化和社区个体的差异化之间的矛盾，其二是区域化的行政管理和脱域化的行为特征之间的矛盾。这两对矛盾是过去长期存在的，很难在短时间完全消除因这些矛盾带来的紧张感。
但矛盾不是不可调和的，我觉得可以尝试从微社区的治理入手。现在的行政社区一般都有1000~2000户、几万人，由于人的差异化，大的群体很难建立起共同体认同，因而也就谈不上自治，也给社区治理带来困难。因此社区管理不要一刀切，用一个标准去要求，而要从居民的构成中发现居民的真实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社区服务。
在一个大的行政社区里，往往有若干不同的小区或不同类型的人群聚集，我们可以称之为微社区，这些微社区范围小、居民的同质性相对较高，比如老旧的物业小区里，老人较多，邻里熟悉度高；新建物业小区里，小孩较多，亲子之间的交流容易形成；原来的单位社区里，居民之间有着相似点，容易获得认同感。同时，依据社区居民的不同兴趣和需求，能形成若干以共同利益或兴趣为纽带的群体，例如动物爱好者、戏剧票友、棋友牌友等等。在此基础上，可以通过搭建街道和社区层面公共平台，将不同类型的微社区联系起来，进而形成一个更高层次的共同体。
所以说，共同体的关键是要有共同纽带，要打破人与人的边界，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发挥居民自身的能动性，从居民的需要出发，依靠自身的能动性组织起来，实现自我管理，不是什么都由政府设计和包揽。
打造微社区，其实就是“创熟”。中山大学就有一个由校友组成的“熟人社区”，它是居住在这个社区的青年教师因为相似的留学经历而聚集在一起的，这些青年教师节日时就会自发地搞派对，互相之间很快就熟悉起来。创造机会让一批有共同话题的陌生人走到一起，自我发展自我管理，自然就会凝聚一股整合力量。
在广东，许多社区居民是外地人，没有本地户口，他们没有扎根的感觉，对城市社区的认同感不强。这类社区管理可以通过这些人自身的文化认同来实现。广州三元里有很多外来人口，社区就建立了一个外来人党支部，并作为三元里社区治理的主要力量参与社区工作。深圳有一个街道四川人很多，街道便据此特点与四川当地党组织建立联系，当地派人到广东这边实现多地合作管理。这种发挥外来人口自身的力量，甚至引入地区性党组织的力量来治理的做法，效果非常明显。
在社区治理中，除了居民和政府，栖身社区的企事业单位也要承担起社会责任。这一点对制造业大市佛山而言尤为重要，因为大量工人生活在工厂周边的社区里，工厂的发展有赖于员工的稳定，而员工的生活质量也直接影响他们的工作状态。企业如果能参与到社区治理中，不仅能为社区治理提供更多的资源，提升社区治理的效能，还能提升员工的企业认同感，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助力，并提升企业的公共形象。蔡禾
社会治理要从静态治理变成流动性治理
向德平，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副会长，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专家委员会委员，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博导。
现阶段社区治理的重点与难点，在于如何让居民关心、参与社区事务，如何组织居民实现自我参与、自我管理。当居民意识到自己是社区甚至是城市的“主人”时，“参与难”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一直以来，由于政府和管理者的“大包大揽”，很多居民形成了这样的意识：“所有的问题是政府和管理者的问题，我只是社区的生活者和社区建设成果的享受者。”在这种认识下，他们不会主动参与思考与解决问题的办法，也不会主动参与到社区治理中去。
要实现从“享受者”到“参与者”的角色转换，必须建立起居民的“主人翁”意识。
唯有建立起主人翁意识，才能激发起他们主动解决问题的热情。
国内社区治理的经验有很多，我认为经验无所谓优劣。因为社会治理模式应该是建立在地方发展的基础与实际之上的，每个区域的经济状况、发展阶段、人民需求不一样，政府所能提供的机制也就不一样，“实用的就是最好的”。
佛山是制造业大市，从人口结构来看，外地人口数量已经超过本地人口，这也就意味着，流动人口是佛山非常重要的构成单元。但从我们为佛山特别是对南海做过的调研结果看，南海目前社区服务的主体还是本地居民。
我认为，要把社会治理从静态的治理变成流动性的治理，就必须关注流动人口这支重要力量，只有解决他们的问题，让他们能够主动参与进来，社会治理才能实现突破，社区的自治、善治才有可能实现，佛山的制造业才能真正获得长久发展的基础。
近年来，南海在为流动人员提供系列关怀与支持方面开展了很多探索，但这还不够。我们应该建设一个均等化目标，就是让所有的南海人在这里都能安居乐业，都能享受到他们所需要的均等服务。向德平
党建引领居民自治是突破治理困境的良方
陈杰祥，南海区桂城街道育才社区 居委会党委书记。
育才社区有11个小区，因为历史原因，真正有物业管理的小区只有两个，一直以来，无物管小区在治理过程中困难重重。2008年，育才小区桂华教师村被列入桂城街道党建引领社区自治首批试点。
党建引领社区自治，在桂城具体体现为“熟人社区”的创建。在基层党组织引导下，桂华教师村的300多户小区业主成立了“居民自治小组”，由业主推选5名小组成员实施管理。
自治小组成员都是小区业主，拥有较好的群众基础，也有“主人翁”意识，有主动管理小区的意愿。在基层党组织的带领下，社区自治小组找到社区矛盾的突破点，从解决群众最关注的环境、治安等角度开展工作，也由此带动许多社区居民逐渐加入到社区治理中来。如今，桂华教师村建起了垃圾房、治安岗亭，安装了监控，居民对自治成果非常认同。
在近年工作中，我们越来越意识到推行社区治理对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性。以育才社区为例，社区工作人员有11人，需要负责管理1.4平方公里的区域，即使是应对各种日常事务就已“捉襟见肘”，如何还能够做到“精耕细作”？所以我们把基层党组织作为一面旗帜，主动引领群众，树立他们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意识，将社区的小矛盾、小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在探索中我们还发现，通过社区自治，一批活跃在基层的楼长、自治小组成员将“地主”的优势发挥到极致，能够及时向上级部门反馈社区的情况，为我们的社区管理提供了很大的支持。
从基层的角度来说，创新社会治理不是仅仅维护社区秩序这么简单，而是要把党的领导根植于基层，发挥社区党委和党员的“火车头”作用，充分发动群众力量，完善社区治理体系，有效突破治理困境。陈杰祥
借力“创熟”解决小区治理“最后1米”问题
欧阳伟婷，颐景园物业管理公司广东区域总经理。
当前，整个社会结构、利益结构正处于重构整合的历史阶段，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各种社会关系和利益关系正逐步在社区集中，一些突出的社会热点和难点问题也逐步在社区交织。比如人口流动带来的安全防范问题，高空抛物问题、犬类安全及扰民问题、社区环境保护问题等。
这样的现状，给物业公司履行社区管理和社会治理的职责提出了新的挑战。物业公司必须有针对性地调整思路，寻求解决办法。
就颐景园物业公司来说，我们通过几年的“创熟”，逐步形成了以党委为引领、社区街坊、物业三位一体的社区治理局面和工作体系，确定了楼长制治理模式，并建立三方联席会议制度，打造“熟人社区”。在此过程中，社区党委的领导是社区治理的核心所在，物业管理服务的标准化是坚实保障。
在颐景园，居民都知道有个“同心阁”，在这个集党建、居民议事、社团自治等多种功能于一身的阵地里，业主可以在这里议事、享受各种便民服务、开展文体活动。它是为了解决小区治理“最后1米”问题而生，是“党建引领，创新服务”的有效实践，有力地传递出共建共治共享的正能量。它至少带来了三个方面的变化——
一是居民参与度明显提升。比如社区文化建设、小区议事方面，小区居民积极响应物业号召，在大的疑难问题上给予很多支持。二是邻里更有情。通过积极参与物业组织的活动，业主不仅对物业公司的工作多了一份理解，更重要的是拉近了业主之间的距离。三是在处理日常邻里关系以及推进各项专项改造、提升工作上，经物业、党委、街坊共同协调，都能收到很好的效果。这些都是“创熟”带来的实实在在的转变。欧阳伟婷
南京鼓楼：民主协商如何成为社区治理标配？
13个街道、120个社区打破议事会时代“议而不决，决而不施”的弊端，探索“议事会-社区协商-居民自治”的基层社区治理模式，形成“社区理事制”“协商智库”“有一说一”工作室等一批特色协商品牌。
老旧小区要不要装电梯，装的话如何对一、二楼进行补偿？老年大学下学期教哪些课程，请哪些老师？这些居民身边事当然是居民来做主。自被民政部确定为第三批“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以来，南京鼓楼区探索开展了“议事会—社区协商—居民自治”的基层社区治理模式。如今，协商议事模式早已成为社区治理的标配。
去年，鼓楼区姜家园62号老旧小区准备加装电梯，居民一开始都同意。然而当拿到规划许可后，一、二楼的住户却反悔了，担心加装电梯对他们的房子有采光、噪音等影响。怎么办？
居民们随后把事情“闹”到了小桃园社区。社区“有一说一”工作室随即组织召开专题协商会，除全体业主外，还邀请街道民政科、综治办、电梯公司和电梯设计院等代表参与协商。
“考虑到社区上班族多、工作忙，但对增设电梯意见不一、矛盾较多的实际情况，我们试水‘大V+全景协商’。”小桃园社区负责人介绍说，会前组建微信群，现场由社区“大V”来主持，通过网络、电脑、投影、板书等硬件设备，实现线上、线下实时互动，充分听取意见、表达观点。经过7轮协商，姜家园62号全体业主终于达成补偿意见，最终成功促成电梯安装施工。
“有一说一”工作室只是鼓楼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的品牌之一。自2015年鼓楼区被国家民政部确定为第三批“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实验主题为“构建社区协商体系，深化社区居民自治”）以来，“实验区”建设实现了四个创新——党建引领创新、队伍建设创新、治理模式创新和服务供给创新，打造了“鼓楼模式”、提供了“鼓楼经验”。几年来，鼓楼区先后获得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城区、全国社区建设示范区、全国社区卫生服务示范区、全国养老服务示范单位、全国社区教育示范区等300多项荣誉，涌现出军门、庆城、杨桥河南等一批先进典型。
据鼓楼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鼓楼区13个街道、120个社区打破议事会时代“议而不决，决而不施”的弊端，探索开展“议事会—社区协商—居民自治”的基层社区治理模式，形成中央门街道“社区理事制”、小市街道“协商智库”、热河南路街道“有一说一”工作室等一批特色协商品牌。据不完全统计，社区协商工作开展以来，全区已开展社区协商活动5000多场，举行圆桌会议3000多场，20多万人次参与协商。（综合南京晨报、福州晚报）
主持人丨小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