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在国家电影局指导下，由中国电影基金会和中国电影家协会共同主办、吴天明青年电影专项基金承办的主题为“影像力量与心灵关怀的跨界共创”交流会在电影市场中国馆举办。本场交流会邀请中国演员、导演田海蓉，中国演员、监制张涵予，意大利汉学家、中国电影专家路易莎·普鲁登蒂诺（Luisa Prudentino），法国著名导演、编剧弗雷德里克·奥伯汀（Frédéric Auburtin）参与，资深电影媒体人、微博电影博主“二十二岛主”担任嘉宾主持，围绕本次在戛纳市场展映的电影《我的世界没有我》展开。

《我的世界没有我》是一部关注抑郁症患者内心世界的艺术电影，也是演员田海蓉的长片导演首作。影片用克制的镜头、非线性的时间结构、沉默与日常细节，讲述一位退役乒乓球运动员在生命低谷中缓慢重建自我的过程。四位嘉宾从创作动机、表演挑战、跨文化共鸣、新人导演扶持、海外传播等角度展开对话，并达成共识：越是扎根于具体生命经验的电影，越能穿越文化与语言，让“不可见者被看见”。

创作起点：为什么是他们？

提起拍这部电影的起因，田海蓉从一个很朴素的角度切入。

她觉得，这个世界总在追捧那些“好结局”的故事——逆袭、成功、圆满。拿到“好结局”剧本的人，被赞美、被羡慕、被拿来当作榜样。但是，拿到“坏结局”剧本的人呢？大家往往觉得，他们的故事已经结束了。而田海蓉恰恰好奇的是：当你拿到的人生剧本并不如意时，人生还会怎样展开？

2019年秋天，田海蓉偶然接触到了一群抑郁症患者。这些人看上去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会笑，会寒暄，甚至比很多人活得更体面。但只要回到自己的空间，他们的心理和生理都已经“破碎”了。在外人看来，这就是一个“坏结局”。可是她发现，这些人并没有放弃。他们非常顽强地拾起生活中的碎片，一片一片捡起来，再重新组合自己的生活。

“我想拍的是在落败的生命里重新长出小芽的过程。”田海蓉说，她希望把这部电影献给那些看起来过着正常生活，其实内心陷入另一番风暴的人们。

创作挑战：于无声处听惊雷

《我的世界没有我》是演员张涵予第一次做监制，而且是给一位新人导演做监制。他在看完剧本后，第一反应是，这活儿太难了，比如，他觉得“抑郁症是非常难演的”。这种内外撕裂的状态，对任何演员都是有很大难度和挑战的，而田海蓉要身兼主演和导演两个身份。

坐在监视器前，她是一个活在现实空间里的导演，要跟摄影指导聊镜头，跟演员讲戏，要处理片场各种可能发生的鸡毛蒜皮。导演工作之外，她又要很快进入主演向晓云的状态，钻进那个超现实和现实夹缝里的人物。

“她是用极大的创作激情完成的，因为她需要不断地在两种身份里跳进跳出，这个难度在我看来是不可想象的。我就是尽最大能力去帮她做点补充。”张涵予形容这无异于是“于无声处听惊雷”。

第一次做监制为什么选择这样一部电影？张涵予给出的原因并不复杂：他和田海蓉是好朋友，同时觉得剧本也写得扎实，“我看完剧本以后，很多画面已经在眼前出现了。”

艺术手法：时间错位与沉默效应

《我的世界没有我》有一个很特别的处理方式：它并没有按常规的“24小时”时间逻辑走。

摄影指导王维华曾经困惑地问田海蓉：“导演，怎么黑夜又接了黑夜？一会儿白天一会儿黑夜，这到底是白天还是黑夜？”田海蓉的答案充满了某种共情：“你不要考虑时间概念。在抑郁症患者的世界里，没有那么明确的黑天和白夜。”

她解释说，对普通人来说，万里无云、晴空高照就是好天气。但对抑郁症患者来说，即使外面阳光灿烂，他们可能仍然活在自己沉沉的黑夜里。反过来，朋友在拉开窗帘的一刹那，或者一只小猫静静地看着他们发出一声“喵”的时候，甚至女儿的一个拥抱、妹妹的一通电话……这些都可能是他们眼中的白天，成为他们的“光”。

整部影片的叙述方式，不是按照物理时间走的，而是按照情绪和精神的“光”在走。这种手法让法国导演弗雷德里克·奥伯汀非常触动，“这部电影非常重视时间，愿意给沉默、细节和人物状态足够的空间。更难得的是，它没有因此变得沉闷。”

海外传播：文化特殊性与大众情感共鸣

路易莎·普鲁登蒂诺在交流会上分享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中国电影在国际上传播时，越是具有文化特殊性，它的情感往往越能显得普遍。

像《封神》那种依托神话故事的商业视效大片，就很容易引起海外观众的好奇和关注。那么，像《我的世界没有我》这种含蓄、内敛、生活化的影片，凭什么让欧洲观众买账？路易莎觉得：“它不需要太多推荐，因为它已经能够自己呈现自己的美。”她认为，这部电影把缓慢变成了一种力量。

路易莎还特别强调：电影虽然不能直接治愈抑郁症，但它可以让痛苦变得可见。而“可见”本身就是一种承认，是为那些因痛苦而在社会中变得不可见的人重新找回尊严。这也正是它最重要的社会价值。

南方+记者 张思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