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时报讯（记者/李华 通讯员/李云）5月28日至29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新时代社会治理创新发展研讨会：理论、政策、经验（2019）——乡村治理”在佛山南海召开。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研究室或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相关人士，交流探讨新时代社会治理尤其是乡村治理的好经验、新模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所长李建伟表示，当前国内经济社会进入了转型发展期，迫切需要与时俱进地重构社会治理体系，召开本次研讨会，是学习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的重要举措，旨在促进乡村治理政策研究和咨询，交流分享乡村治理创新思想、政策和经验，促进乡村振兴，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把研讨会放在广东召开，既是对广东的厚爱，更是对广东的鞭策。”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洪盛在致辞中表示，在南海召开此次研讨会很有意义，因为南海是农村综合改革的先行地、试验区，南海创造的很多农村改革经验在全省推广。他特别指出，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乡村治理具有独特性，目前探索了形式多样的乡村治理模式，接下来将继续努力探索出一条广东特色的乡村治理之路。
作为东道主，佛山市委常委、南海区委书记黄志豪以“党建引领，共同缔造”为主题，向与会嘉宾介绍了南海区以做好新时代群众工作为抓手，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思考和探索。他表示，近年来南海的城市结构、产业结构、人口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对新时代群众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南海以“四个强化”做深做实新时代群众工作，即强化党建引领，打造一支强有力的带头队伍；强化宣传发动，凝聚思想共识；强化群众参与，推动改革攻坚；强化成果共享，激发治理活力，取得了一定成效。
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秦虹，中央党校社会和生态文明部副主任丁元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巡视员秦中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管所副所长、研究员刘理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管所副研究员王伟进，分别以《新时代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新中国七十年社会关系模式变迁》《乡村分化、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我国人口流动的趋势特征与社会融合的政策演进》《我国乡村治理的历史沿革与启示》为题作专题报告。
5月28日下午，与会嘉宾还深入南海西樵镇松塘村、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听音湖文旅小镇，围绕传统文化与乡村治理、企业发展与乡村振兴、乡村文旅小镇建设等主题，实地考察南海乡村治理新成效。今日，研讨会将继续进行，除了专家学者作专题报告，地方代表也将进行经验交流。
法国哲学家孔德曾说：“人口就是一个国家的命运。”对于一个城市而言亦如是，如何根据人口的流动、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创新社会治理“扼住命运的喉咙”，对每个城市而言，这都是无法避开又持续进行中的挑战。
“党建引领，共同缔造”的新时代南海社会治理模式获专家点赞
南海经验可作为全国重要典型经验予以推广
在5月28日的第二届新时代社会治理创新发展研讨会上，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地区的佛山南海，把自己的经验向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分享。“新时代社会治理改革创新，首先要坚持党建引领，其次要尊重群众主体地位，最后要创设更多参与渠道，让群众真正发挥作用，成为真正的时代英雄。”佛山市委常委、南海区委书记黄志豪在长达30分钟的发言最后，分享了自己切身的体会，引起了现场嘉宾的共鸣。
在第二届新时代社会治理创新发展研讨会上，黄志豪作主题演讲。珠江时报记者/方智恒 摄
南海作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这两年社会治理研究的重点案例，得到了该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所长李建伟肯定：“南海是广东社会治理的重要缩影，社会治理各方面工作做得很好，对全国尤其是中西部地区未来十年、十五年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相信南海的经验可以作为全国重要典型经验予以推广。”
“人口倒挂”区的新挑战
一部改革开放史，也是一部中国人口流动史。“流动人口成为过去40年重要的人力资源保障。广东是最大的流入地，河南是最大的流出地。”正在以南海为研究样本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刘理晖说，广州、深圳、佛山、东莞4个珠三角核心城市集聚了全省81.7%的非
户籍流动人口，部分城市“人口倒挂”现象明显。如佛山市南海区2017年的户籍人口数超140万，常住人口超过150万。
这与南海区作为广佛同城前沿阵地的区位密不可分，也与南海作为珠三角这个“世界工厂”的制造业大区有关，黄志豪现场举了个例子，“南海非户籍人口占比很高，在读高中生有40%是非户籍人口，初中生有50%是非户籍人口，到了小学就有60%是非户籍人口。”
人口的集聚、人口结构的变化，带来了社会治理新挑战，正如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洪盛所说：“广东有最富的村，也有最穷的村，村庄的情况千变万化，社会结构复杂多样，主体多元化、利益多元化、观念多元化非常突出。”
社会治理工作说到底还是人的工作，南海的破题抓手就是做好新时代群众工作，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四个强化”的南海探索
研讨会上，黄志豪直言不讳地说，新时期社会治理挑战的一个体现就是信访，南海也曾面临环保、教育、房地产等方面的信访苦恼，而解决的根本方法还是党建引领、宣传发动、凝聚共识、共同缔造。
黄志豪说，做好新时代群众工作，首先要强化党建引领，南海探索了党员“户联系”和主题直联两大工作方式。一方面，根据前一年信访最集中的7大领域，发动机关干部“下乡”，围绕群众关心的学位、购房等问题有针对性地宣讲党委政府的政策方针；另一方面，发动了全区5万名党员进村入户联系群众，倾听群众的声音，解决群众的问题，打通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这些努力，都是为了凝聚思想共识，“有句口号是‘不换思想就换人’。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一个人如果思想不转变很难做通工作。”黄志豪说。为了更好地与群众沟通，除了走村入户的“人海战术”，南海还用上了“纸上宣传战术”，从去年7月1日起，南海区策划推出了“新时代南海家书”，每月一期，单期发行量65万份，免费投放至全区各级党组织、家庭住户、外来人口和各行各业经营主体。一“纸”联系群众，将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政策方针送入群众家。
沟通不是单向的，为走出“上热下冷”的尴尬局面，推动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从传统的“二元结构”差别化对待，迈向一体化融合发展，“我们还积极强化群众参与，推动改革攻坚，为群众创设更多的参与渠道。”黄志豪介绍，2017年，南海以村（社区）“两委”换届为契机，在161个试点村（社区）选出162名优秀的非户籍党员和非户籍优秀人才，进入村（社区）党组织和自治组织。除了政治参与，南海还强化成果共享，激发治理活力，比如让非户籍人口子女享受平等免费的义务教育，推动城乡政务服务一体化。
“可全国推广”南海凭什么？
“南海在新时代建立现代乡村治理模式上又进了一步。我觉得南海在乡村治理方面有四个特点，具体而言就是搭建了四个平台，一是党建平台，解决党和群众联系的最后一公里问题，让群众不断受到党的核心辐射；二是沟通平台，新时代南海家书是一个很重要的载体，解决上下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三是参与平台，搭建了多种群众参与的渠道；四是共享平台，党委政府最终目的还是服务群众，南海在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做得不错。”刘洪盛用“四个平台”帮南海总结社会治理新模式。
在他看来，南海作为珠三角的一个缩影，因为发展起步早、发展速度快，许多社会治理问题更早地暴露出来，而南海的解决措施扎实，“不同于其他地区在某个突出部分针对性地探索，南海是系统的，从小到大，从基本到深化，不断地形成了一个系统，南海的探索是走在全省前列的。”
“从社会创新发展角度来说，社会治理要现代化，当前发达地区面临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南海非常有代表性，当前它面临的问题和开展的探索，对全国尤其是中西部地区未来十年、十五年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的研究着眼未来，让发达地区的好经验成为其他相对落后区域未来发展的借鉴。”李建伟说，因此将南海作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这两年社会治理研究的重点案例进行关注，虽然目前研究报告还未完成，但南海在社会治理各方面工作做得很好，相信南海的经验可以作为全国重要典型经验予以推广。
事实上，南海作为全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中央农办农村试验联系点等多项试点、试验地区，探索了许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很多“南海经验”也成为全省、全国推行的具体措施。“比如先后探索的土地股份制改革、政经分离、党建直联，还有目前正在探索的‘党建引领，共同缔造’模式。”刘洪盛如数家珍地说。他期待南海在新时代社会治理创新发展上改革探索不停步，创造出更多好经验。
文/珠江时报记者 李华 通讯员 李云
乡村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也是发展战略的后翼。5月28日，“第二届新时代社会治理创新发展研讨会——乡村治理”在南海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相关领导和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研究中心的专家齐聚一堂，就新时代背景下如何推进乡村治理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此次大会在农村综合改革先行地南海举行，意义深远而重大。”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洪盛表示，大会围绕新时代社会治理创新发展这个主题，探讨全国乡村治理创新发展，有助于推动乡村振兴、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进入历史新方位社会治理面临新问题新挑战
社会治理需要与时俱进，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做出相应的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乡村不断分化，我国城乡发展进入了历史新方位。”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巡视员、研究员秦中春看来，“新时代”历经四个时间维度，其中之一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人口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且这种变化有快有慢，由此，包括乡村治理在内的社会治理面临新问题和新挑战。
南海积极探索创新乡村治理，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图为大沥镇凤池社区乡村振兴馆。
以广东为例，广东地处改革开放前沿，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诸如土地问题、利益问题、村民自治问题等乡村治理短板也逐步暴露出来，是城乡发展二元结构问题最突出的地区之一。
“特别是广东农村人口多、面广、范围大，广东有最富的村，也有最穷的村。”刘洪盛表示，广东的农村情况千变万化，社会结构复杂多样，主体多元、利益多元、观念多元等现象突出，为农村社会治理和农村社会发展带来压力和挑战，也对乡村治理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
可以说，广东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面对新问题新挑战，广东积极探索形式多样的乡村治理模式，并取得一定成效。如佛山南海探索政经分离、驻点直联制等经验，以及正探索党建引领共同缔造的模式；东莞探索发展集体经济、管理集体经济；清远探索三个重心下移、三个整合等模式……
“当前，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正处于转型期，同时也是社会矛盾的集聚期和突发期。社会治理需要与时俱进，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做出相应的创新，我们研究社会治理这一课题，任务之一就是要总结好各地社会治理经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所长李建伟表示，包括南海在内的发达地区目前面临的社会治理问题以及对症所开的“药方”，可为中西部地区社会治理提供参考借鉴。
治理结构与时俱进推进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
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差别化市民待遇，拓宽流动人口参与社会基层治理的渠道。
“在城市化过程中，有的乡村长大了，有的变成了城市。”秦中春分析，在人口流入的地区，尤其是异地跨区域人口流入，甚至出现了流动人口超过户籍人口的现象。
这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刘理晖的课题研究中得到了“印证”。“广东省流动人口地域分布相对集中，部分城市‘人口倒挂’明显，如佛山市南海区2017年的户籍人口数是141万人，而登记在册的流动人口却高达185万。”刘理晖介绍。
对于佛山等珠三角地区一些城市化进程较快的城市而言，大量流动人口融入带来了新的社会治理问题，相应地要改变现有的社会治理结构。
刘理晖表示，推动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管理服务从传统的“二元结构”差别化对待向一体化融合发展，成为当前社会治理发展的主要趋势，包括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差别化市民待遇、拓宽流动人口参与社会基层治理的渠道等工作。
比如，南海以及省内一些地区已经试点开展非户籍常住人口参与街道、村“两委”选举工作，扩大“两委”委员中的流动人口比例，“这为流动人口直接参与地方民主选举和政治生活提供了直接的渠道。”刘理晖说。
加快非户籍人口融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保障住房稳定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现在住房不平衡还是非常突出，经济属性偏强，社会和民生属性偏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秦虹表示，“房住不炒”是非常重要的长期定位，要持续深化住房制度改革。
秦虹建议推进“保障与市场，租售并举”的住房供应体系，包括保障性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性产权房、市场提供的租赁房，以及市场销售的商品房，让这四类住房覆盖不同的人群，以解决预期稳定问题。
目标虽一致乡村治理也要“个性化”
要结合具体的乡村类型，以及乡村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维度，来考虑治理的顶层设计、结构设计、功能设计和目标。
在当前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乡村不断分化成集聚提升类村庄、城郊融合类村庄等乡村类型，差异明显。“但不论乡村穷或富，围绕治理有效构建良好稳定的社会秩序，是乡村治理长久不变的目标。”秦中春说。
要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秦中春开出的“良方”是“有效、聚焦、拓展、深化”这八个字。“有效”就是要有效解决问题，尤其是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公共问题，如扫黑除恶工作；“聚焦”则是指要运用现代经济学观念来开展治理工作，由于资源有限，要聚焦关键。“有些事要先干，有些事可以逐步干，首要的是聚焦秩序建设。”
在做好基础性工作的基础上，乡村治理还可以往两个方向发展：拓展治理目标和深化治理目标。一方面，按照经济、社会、生态的链条逐步拓展乡村治理目标，这是横向拓展；另一方面，乡村治理基本框架不变，不断深化群众认识，巩固秩序建设，推动乡村治理向深处延伸。
值得注意的是，秦中春还特别强调了乡村治理路径的“个性化”，“乡村治理的宗旨，是要结合具体的乡村类型，以及乡村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维度，来考虑治理的顶层设计、结构设计、功能设计和目标。”
温故可知新。李建伟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伟进在对我国先秦时期以来的乡村治理模式及其思想的历史演变进行研究时，提出了不少新观点。
“我们梳理历史发现，社会治理的很多创新举措源于传统文化，要实现自治、法治、德治的有机结合，须基于时代需要对我国传统治理思想资源进行批判性继承。”王伟进介绍，同时，包括乡村治理在内的社会治理涉及信息统计、费税征收、劳动动员、治安防治、社会教化、组织生产、社会保障等任务，需要统筹兼顾，协同推进。
专家精彩发言
刘理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刘理晖：“六大转变”促流动人口融入社区是流动人口和本地居民的一个生活共同体，也是命运共同体。推动流动人口社区融合，需要党委政府的主导、社区和社会组织的协同，以及流动人口群体的有效参与，三个方面相互推进。在政策制定和实施方面，建议把握六大方面的转变：转变理念：从“流动人口”到“新市民”。过去往往把流动人口当作一种资源消耗型人口，着力点放在管控上；未来，要把流动人口看作是一种资源成长型人口，就像南海的“新市民”，着力点要放在服务上面。准确统计：从现在的登记制度转变为大数据管理。不同的管理部门，尤其是垂直管理部门，要实现基础数据的互联互通，为公共服务提供科学的依据。统筹资源：从属地管理到区域统筹。涉及流动人口的政府服务机构，人员编制数量需根据人口转移的情况适当地进行区域统筹，以提高流动人口密集地区的公共服务能力。专业服务：要从“政府输血”变为“市场造血”。完善社会组织上中下游的生态链，形成上有基金会，中有平台，下有实物机构的社会组织生态体系。流程再造：从条块分割到系统集成。在体制上打破壁垒，赋予基层更多的行政架构和调整自主权。治理边界：在发展中不断优化。流动人口能够多大程度参与基层治理，是政府、社会和流动人口相互协调、相互适应的结果，这里的“边界”既是社会融合问题的起点，也是终点，需要不断优化。
秦虹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秦虹：因城施策建立四类住房供应体系住房问题是重要社会问题，也是民生问题。今天讨论的新时代住房制度改革，改什么？怎么改？我个人认为，用五句话概括：“房住不炒”的长期定位，“保障与市场，租售并举”的供应体系，“长效机制，因城施策”的调控思路，“中央定方向，城市负总则”的工作机制，“市场平稳，住有所居”的发展目标。“房住不炒”的长期定位，核心意思就是要强化住房的社会功能和民生功能，弱化经济功能，这是住房制度设计的顶层设计定位。供应体系是住房制度的核心，是解决大家预期稳定问题的关键。我认为就是保障四类房的供应体系：保障性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性产权房、市场提供的租赁房，以及市场销售的商品房。这四类房构成的供应体系，在不同城市有不同比例，覆盖不同的人群。过去房地产调控更多是紧急性、应急性政策性调控，现在要建立长效机制。长效机制应由不同政策组合形成，每个城市要因城施策建立四类住房供应体系，通过住房发展规划来实施。建立“中央定方向，城市负总则”的工作机制。以后中央要通过信息体统建立房地产市场监测、评估、考核体系，考核城市政府，城市对房地产市场稳定、解决老百姓住房问题负总则。最终目标就是“市场平稳，住有所居”，稳低价、稳房价、稳预期，最终实现住有所居的发展目标。
秦中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巡视员、研究员
秦中春：乡村治理也要讲“可持续”治理问题是非常复杂的，我认为有三个层面，第一个是精神层面，包括精神倡导和教化作用；第二个是公共管理层面，要有管理主体处理纠纷，化解矛盾；第三个是公共服务层面，治理需要成本，所以公共服务也是多层次的。乡村治理的最终目标是围绕治理有效构建良好稳定的社会秩序。2018年至2022年，乡村治理的目标，一是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对乡村振兴的全面领导；二是促进自治法治德治的有机结合；三是夯实基层政权；另外，健全乡村便民服务体系，也是乡村治理目标的重要内容。同时，也要正视乡村治理的约束条件和现实问题。把乡村治理好是有隐含假设条件的，要将乡村治理目标与村庄实际治理工作相结合；要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和发展变化大、难以持续的突出问题，要考虑安全稳定的社会治理格局是否可持续；还要考虑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关系，以及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发展没有止境，但要保持治理格局稳定，就要同步思考哪些因素是长期不变、哪些因素要有所变化、哪些因素该有所调整。
文/珠江时报记者 柯凌娜 杨慧 通讯员 李云
图/珠江时报记者 方智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