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东海上横涌村，一百年前中共三水县支部驻地所在。在这里，三水人第一次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筑就了“一切为了人民”的初心课堂。

一百年前，这里水网密布，本该是富饶的鱼米之乡，但是，一首民谣，却记录了当时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石湖洲，水浸窦，虾公鱼仔跳上饭盖头，十年无九收。

上横涌村航拍图。过去这里水网密布，是大塱涡的一部分。

军阀混战，水灾频仍……邓培、梁应坤、邓熙农等一群从这片苦水中走出的早期中国共产党员，怀揣信仰，带着乡亲们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一百年后，我们掀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的新篇章，来到奋力担当佛山市高质量发展新引擎的新起点，重回上横涌村，不是为了怀旧，而是为了一个根本问题：

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1921-1922：觉醒前夜

一百年后，上横涌村的榕荫厅还在，正厅墙上早已没有犁头旗翻卷，但这里早已成为当地党员教育基地。

一百年前，上横涌村人梁应坤就是在这里召集村民开会的。如今，树下坐着乘凉的老人，仍津津乐道当年农民运动此起彼伏的盛景。

榕荫厅现状。

三水的革命火种，并非在这里偶然迸发。它根植于这片土地独特的历史土壤。

佛山三水，位于粤港澳大湾区西北角，因西江、北江、绥江三江汇流而得名。更因境内曾有大小河流36条汇聚，历来是商贾云集的繁华商埠，扼守通往粤西北水路枢纽的兵家必争之地。

唐宋时期，朝廷已经派水师在昆都山下设营驻守。明清易代之际，南明的“唐桂之争”在此爆发。清末民初，三水成为通商口岸，当时三水的两大商埠——河口、芦苞都享有“小广州”美名；广三铁路、现代邮局的到来，为三水工人阶级的出现奠定基础。

在这样的背景下，进步思想很快涌入三水，而三水也很早成立了当时全县最早的进步工会组织：三水理发业工会，会员210多人，时为1922年1月，距中国共产党成立，仅仅4个月。

通江达海的三水，一直敢于拥抱时代的潮流。邓培就是一个例子。这位从三水走出的少年，后成为中国革命先驱，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的党员，中国早期工人运动先驱。

他是家乡人民和中国工人阶级的骄傲。1922年，邓培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在会议期间受到列宁接见。

回国后，邓培领导的唐山工人罢工震动全国。后来，他又回到广东开展工人运动，直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邓培资料图。

史料还明确记载，1926-1927年春天，邓培3次返回三水考察农民运动，帮助乡亲组织农协社并起草乡规12条等。

从那时候起，无论是工人还是农民，三水人的骨子里，就洋溢着一股敢为人先、敢于牺牲的革命主义精神。

原本寂寂无名的上横涌村，也将在随后的革命浪潮中走上历史舞台。

1924-1927：铁流奔涌

为什么上横涌村会率先成立三水首个农民协会？而当时的中共三水县支部又选择这里作为驻地？早在2018年，记者曾拜访当时92岁老人梁汉容。

梁汉容的祖母曾经加入梁应坤所领导的农民协会。而他成年后，也接过祖母的接力棒，成为高丰乡（当时上横涌属高丰乡）农民协会的一员，并最终成长为农民协会副会长和乡府委员。

2018年，时年92岁的梁汉容讲述农民协会往事。杨立韵摄

“当时加入农民协会，每人都会分到一面小红旗和一个刻有镰刀的徽章。”“新中国成立后，在乡政府成立之前，农民协会有一段时期曾充当了乡政府的功能。”“大约上世纪50年代开始，农民协会还曾发动群众进行查田定产和忆苦思甜，为巩固新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梁汉容当时回忆道。

换而言之，在梁应坤等人的努力下，当时上横涌村已经有深厚的群众基础，而其地势也有一定的关联。据其回忆，在以前，大塱涡的水域面积要比现在大得多，环大塱涡一带的村民往往依靠船艇进行农贸活动，乡亲之间有着一种天然亲近的联系。另一方面，大塱涡地势低洼，常年水患，如相隔几公里的石湖洲村就有民谣“石湖洲，水浸窦，虾公鱼仔跳上饭盖头，十年无九收”，农民生活十分困苦。因此，当横涌成立农民协会之后，一衣带水的杨梅、上九等地也相继响应。

这是一份穿越近百年岁月的见证。

时间回到1924年。革命的铁流在三水汇聚。

这年春，受中共广东党组织派遣，三水籍党员邓熙农从当时中国工业和工人运动中心一一上海返回家乡，与陆伟昌等人开展党的工作。

4月22日，孙中山由肇庆到三水转乘火车回广州。当时的三水中学全体师生到河口车站列队欢迎，孙中山给学生训话达十四多分钟，极大鼓舞了三水人民的革命斗志。

同一时间，“农民运动大王”彭湃在广州领导农民运动。1925年底至1926年初，三水籍中共党员陆伟昌受彭湃派遣回家乡从事工农运动。1926年夏秋期间，阁美村农会正式成立，陆伟昌还建立了一支30多人的农民自卫军，并自任总队长。

1926年春，梁应坤受中共广东区委派回到家乡开展工农运动。同年五、六月间，三水最早的党组织一一中共三水县支部成立，隶属中共广东区委，梁应坤任书记，支部驻地设在上横涌村，联络处为西南镇同德肉店。

1926年夏，三水首个农民协会——上横涌农会也在上横涌村成立。据亲历者回忆，上横涌农会宣告成立当天，榕荫厅正厅墙上挂着犁头旗，大门竖起“三水县上横涌农民协会”等标牌，农民协会会员则穿着会员制服，胸前佩戴会员证章。梁应坤当选为农会正会长，随后组织开展清算或接管公偿庙产，将钱款充当农会经费或举办群众福利事业，同时实行减租减息、禁烟禁赌，维持社会治安。

梁应坤。

同年11月，三水县农民协会成立，梁应坤担任会长。全县40多个乡村建立了农会组织，会员3480人，农民运动达到高潮。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三水县支部在白色恐怖下坚持革命斗争。当年11月，中共广东省委准备在广州举行起义，梁应坤在上横涌组织武装力量，以策应广州起义。

当时，中共三水县委组织横涌、阁美等农会与理发、榨油业等工会的农军和工人赤卫队，做好配合广州起义的各项工作。广州起义爆发后，三水部分工人赤卫队员和农军一度占领广三铁路走马营路段。

令人扼腕的是，三水革命事业在随后遭遇挫折，梁应坤、陆伟昌、邓熙农等在革命斗争中牺牲。

可是，他们敢于斗争的精神，早已染红了上横涌村，鼓舞着后人奋勇前行。

1938-1945：抗战烽火

抗战烽火，则再一次淬炼了三水人的革命精神。

1938年10月，侵华日军发动广州战役，21日占领广州，25日占领三水，26日占领佛山。当时，三水县多个机关撤退到芦苞西河坚持抗战。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力量也在沦陷区团结一切力量。

1939年5月，中共西江特委为恢复和发展三水县的党组织，设立中共三水县特别支部，当时陈少陵为特支书记，同年11月，改设三水县工委。

1940年5月以后，中共三水地方党组织响应“到敌人后方去搞武装斗争”的号召，前仆后继到敌占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冯燊、陈肃立从大塘镇、芦苞镇越过敌人封锁线到三水、南海一带。

1940年10月，中共西江特委为加强沦陷区的抗日工作，又专门设立了以黄万吉为书记的中共三水沦陷区工作委员会。1941年初，三水县工委改为中共三水县委员会，县工委和县委领导机关先后驻大塘莲滘小学、莘田小学和芦苞镇麦街6号。

有人在沦陷区秘密发展力量。

中共三水县工委在芦苞举办干部训练班——“巡河班”，即利用当地河网密布，航运发达、商业繁荣等有利条件，在一艘艘来回穿梭的船艇上宣传抗日，发展进步青年，培养了一股以中共女党员为主的抗日力量。

麦少华晚年口述稿。（资料图）

地下党员麦少华在附近的冠芳茶楼开设“三八书店”——搜集情报并秘密出售《新华日报》《大众哲学》和《新妇女》等进步书报，这是中共三水地方组织成功开辟的宣传阵地。

有的人奔赴延安。

邓禹，三水白坭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届毕业生，随新四军北上抗日。陈肃立，三水金本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毕业生，后回三水开展革命工作。

还有人，在游击战中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1944年起，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已经在南海、三水交界的官窑、源潭、大旗头村等地发展壮大，是年7月，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把南海抗日独立中队扩编为南三大队。

何伟在1944年加入“鬼仔队”。刘文伟摄

1945年1月15日，南三大队在沙头公开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编为珠江纵队独立第三大队，该部队先后攻打乐平圩汪伪联防队，夜袭源潭村汪伪联防队和南边圩汪伪保警中队等。当年5月，“南三乡政建设委员会”成立，随即推行减租减息、征粮收税等政策，建立了稳定的抗日根据地。

回望1926：百年回响

到1949年10月15日，人民解放军解放西南。同年11月20日，经中共珠江地委批准，中共三水县委员会成立。

从此，三水人民在百废待兴中建设新家园。

今天，在横涌村回望三水人的革命奋斗史，一个年头直击胸臆：水，给了三水人通达四方的视野，也磨砺了他们“在浪尖上找机会、在激流中稳住船”的斗争本领。这种智慧，至今仍是三水应对时代变局的底层逻辑。

在新民主主义时期，三水人民在革命理想的感召下支持革命、投身革命、献身革命。邓培从西江畔走向全国，梁应坤在水网密布的上横涌组建农会，抗战时期党组织办“巡河班”。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带领三水人民发起了一场场万人会战：加高培厚北江大堤、消灭血吸虫……

1954年培修北江大堤。（资料图）

如今的北江大堤，一边是安澜的北江，一边是三水的万家灯火。王澍摄

改革开放以来，三水始终力争上游，从“东方魔水”到“中国饮料之都”，从“广东四大粮仓”之一到中国“鳜鱼之乡”……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体市民奋力担当“佛山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回望来路，三水革命先驱虽然出身不同、经历各异，但他们身上共同闪耀着鲜明的品格，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从广东最早的党组织之一，再到三水首个农会——三水革命者始终有“吃螃蟹”的勇气。

“向死而生”的牺牲精神。邓培、梁应坤、陆伟昌、邓熙农在革命斗争中壮烈牺牲，陈肃立在为同志筹粮时被捕就义，邓禹在“皖南事变”中被俘受尽酷刑仍坚贞不屈……他们用生命践行了“共产党员是不怕死的”。

“一切为了人民”的赤子情怀。 他们回乡组织农会、减租减息、禁烟禁赌、兴办义学——这些革命实践从一开始就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紧紧相连。

这是三水儿女的英雄群像，穿越百年时空，至今依然是激励我们前行的不灭星火。

这也是我们重回上横涌村的意义。因为，有些火种，不能只留在1926年。

今天的三水，正处在“担当佛山高质量发展新引擎”的关键节点。我们面前虽然没有硝烟，但有区域竞争的“硬仗”；和平年代不需要我们抛头颅，但需要我们有“敢为人先”的胆魄去开辟新赛道；我们不再为“十年九不收”发愁，但要为高质量发展的蓝图日夜兼程。

重回上横涌村的意义在于，我们不单单是为了一场精神的“寻根”，更是为了一次行动的“校准”。

一百年前，三水革命先辈在这里问的是“乡亲们怎么活下去”；一百年后，新时代三水人在这里要问的是“高质量发展怎么干下去”。

时代的接力棒，已经交到我们手中。而历史，不仅仅承载过去，它还启迪未来。

文/三水融媒记者李淦、杨立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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