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各大社交平台上高点赞的“裸辞”vlog、“不上班博主”vlog，到一人公司、自由职业、数字游民，在相对殷实的家庭环境及互联网浪潮冲击下长大的00后，开始对工作的意义发出新的审视和追问——上班是人生的唯一出路吗，如果上班意味着让生活沦为劳动的附庸，那它是否值得？

带着这份质疑，26岁的古妙琳踏上了和其他同龄人截然相反的道路。两年前大学毕业时，她放弃挤进竞争激烈的求职大军，以一台手提电脑开始了自己的事业。她的第一份SOHO（英文“Small Office Home Office”的缩写，指居家办公）工作，是大学时期实习链接到的资源，为一家初创的跨境电商公司执行线上运营业务。

这家公司的创始人曾经在字节跳动任职，他们身上独有的互联网精神及思维，深刻地影响了古妙琳。“包括一些AI工具的应用，线上项目从策划到落地的全过程，以及宽松的沟通氛围，普通职场应该体验到收获到的经验，我一个都没落下。”古妙琳说。

古妙琳与当时线上远程工作的同事

在投身这份工作之前，古妙琳也曾在一些知名企业有过短暂的“上班”经历。从小被优绩主义追着跑的她，刚进大学就着手谋划自己的社会实践履历，到湖南卫视、北辰青年等大平台做节目编导、内容策划，甚至还到保险公司干过几天。但在这么多工作经历中已充分社会化的她，依然时常在上班日子里感到压抑。“可能有的人会因为得到赞赏或者得到晋升而充满动力，从而愿意日复一日地在格子间里往上爬。但这样的路并不适合我，我也没有从中感到愉悦和充实。”

古妙琳曾在湖南卫视等平台实习

半个多世纪前，就有人对工作提出反思。英国哲学家波特兰·罗素曾在其随笔集《赞美闲散》中批判性地指出，我们如今认为理所当然的劳动的概念，源自工业社会前的制度，但现代科技使一定限度内的闲暇成为可能，“拼命工作是奴隶的道德，现代社会不需要奴隶制”。

当我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物质积累达到一定水平后，罗素的批判性结论在中国年轻一代身上找到了回响。尤其在互联网不断催生出新业态、新工种的背景下，像古妙琳这样依靠互联网远程工作的数字游民，以实际行动叛离传统的工作轨道。据不完全统计，2024年我国潜在的数字游民约在7000万至1亿人左右，青年是主力。

成为数字游民，确实是一件很酷很自由的事情吗？古妙琳却给出了一个残酷的答案。“我认识的大部分数字游民，除非拥有非常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否则都是焦虑的。尤其像我这种刚出社会的，现在有工作了可下一次呢，谁知道？”从第一份SOHO工作，到后来接手过的短视频编导、活动执行等等，古妙琳的“工作单”一般以周或者月为单位，收入并不算稳定，更有一段时间颗粒无收。“所以数字游民并不适合任何人，你必须要有良好的心理状态，去约束自己鞭策自己寻找项目，不然这样的工作性质会把你变得越来越散漫。”古妙琳说。

由于自由职业属性，古妙琳经常到不同城市旅游，并寻找线上兼职养活自己

两年过去了，古妙琳的初衷仍然没有改变。“希望找到一个自己愿意扎根的方向深耕下去，逐步从数字游民转变成一人公司，有持续稳定的项目积累和收入来源”。同时，她也想在未来的自由职业历程中，为自己定锚。“传统职场有成熟的评价体系，但自由职业呢？如果我将其视为一生的追求，我又该如何判定成功与幸福？”

文丨记者陈宁静

图丨受访者提供

视频丨记者朱志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