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期，我们从民国初期佛山吉隆昌饼家的一份月饼宣传单，了解到佛山酒楼肉类月饼品种繁多，腊肠、火腿、鸭腿、烧鸡、叉烧皆可入馅。同一时期，广式月饼在佛山人、上海冠生园创始人冼冠生的强推下，上海成为广式月饼一个重要销售地区，一盒豪华版月饼价格超过大部分人的月收入。近日，记者找到三张来自上海、广州、佛山三地的民国中秋商家宣传单，一窥广式月饼在沪、广、佛三地风云战。

广式月饼曾在上海独占鳌头

随着政商北上，广式茶楼、酒楼逐渐在上海、天津、北京等城市站住脚跟，将广府早茶和粤菜带到全国。 每年中秋，广式茶食铺在月饼的口味、包装、营销上推陈出新，使广式月饼迅速占据上海月饼市场的半壁江山。

1928年第41期《上海常识》之《月饼》一文中，写道，上海地方的月饼分为三种，就是广式、苏式、宁式……从前销路，推苏宁两帮为巨擘，广帮只少数粤人嗜之而已。现在则不然，要算广式最时髦……所以我料不久苏宁两帮月饼，或须同归淘汰，而要让广帮独占鳌头了。”

广式月饼在上海不仅卖得好，还卖得很贵。1936年9月30日《大公报》（上海版）一篇《上海月饼的种类》写道，上海月饼之贵：“冠生园一个名为‘众星拱月’月饼价值一百元，先施公司有一个“航空赏月”，价值一百元，永安公司有一个‘永安岁月’，价值七十元。新新公司有一个‘众星拱月’，价值七十元……而苏宁式者，每个只售二三角而已。”

冠生园月饼虽然卖很贵，但老板冼冠生却说：“月饼的材料无非是面粉、白糖、芝麻、杏仁、莲心、豆沙，每个月饼所费的材料是有限的，但我们为什么卖得很贵；每个月饼甚至有三块钱、五块钱的呢？这因为我们不卖这样的价格，如果卖了一二毛钱一个，那就没有人来买了。一般摩登男女以为价格贱了是不时髦，他们情愿到外国糖果公司去买其他东西来送礼……”

民国著名影星胡蝶为冠生园月饼做广告。

除了精做月饼品质外，月饼厂家擅长营销、做广告。比如，1934年冼冠生礼聘自己的嫡系老乡、冠生园的股东、中国最红影星胡蝶， 为冠生园展销月饼剪彩，并请她与冠生园特制的特大月饼合影。冼冠生还将这张照片做成巨幅广告，上面醒目地写道“唯中国有此明星，唯冠生园有此月饼”，并印成宣传画，四处张贴，招徕了不少顾客。

此外，上海冠生园还推出买一盒月饼赠送一张“赏月游览券”的增值服务。经此一宣传，当年出售的月饼达到十万盒以上。

民国上海泰丰罐头食品有限公司进入广式月饼市场。

由于广式月饼市场收益颇丰，一些上海本土食品企业纷纷进入，令广式月饼市场越发红火。比如， 上海泰丰罐头食品有限公司在1927年9月7日《申报》刊登了一篇软文《欢迎泰丰月饼大王》，连用“香味佳”“种类多”“焙制精致”“装璜美丽”“货真”“售价公道”等8个词语夸泰丰是月饼中大王。

这些宣传推广，不仅刺激上海人的消费力，也极大地提升了广式月饼的社会知名度。 

广州劳工月薪仅能买几盒普通月饼

记者找到一份1933年广州陶陶居月饼宣传单，同口味月饼单盒价格比上海略为便宜，如“陶陶居可观月”每盒5元，“七星伴月”为2元6角，“陶陶居上月”为2元，四黄莲蓉月1元8角…… 这些月饼到底贵不贵呢？ 

图片由周传芳博士提供。

据中山大学法学院经济调查处出版的《1934年广州工人家庭之研究》，书中记载当时广州市区总人口为104万，其中劳工大约73万，多数家庭每月总收入在15—500元，熨衣女工每月1元到5元，裁衣女工每月11元到15元，电机修理工每月46元到50元；厨师每月10元到60元；建筑工人每月25元到40元；码头力工每月6元到30元……

另有一组数据来自1935年的《广州市平民生活调查》。调查写道，超过93%的劳工没有买房，住工厂或租房，每月租房开销在2.9元左右，相当于陶陶居的两盒普通月饼。当时广州市内有政府开发的少量劳工住宅，相当于现在的廉租房，单人房间每月租金0.8元，家庭式房间每月租金4元，水电费均已包含在内。

广东粤菜文化学者周传芳博士分析道，在广州陶陶居买一盒最便宜的月饼，抵得上廉租房社区里租一个月的小单间；买一盒最昂贵的月饼，则超过一个家庭在廉租房社区租房一月的全部开销，“可见，民国时期很多平民买不起肉类月饼，只能去普通饼店买最便宜的月饼。”

价格战下，佛山月饼价格相对亲民

民国初期佛山吉隆昌饼家的一份月饼宣传单写道，“烧鸡肉月”单盒五钱七分六，“鸭穿莲月”五钱四分，“鸭腿肉月”四钱八分……

大家看到这里时，会发现佛山月饼以“钱”“分”为计价单位，与上海泰丰、广州陶陶居的月饼计价单位有所不同。

佛山市岭南金融博物馆相关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民国时期国家动荡，军阀混战，政府政策变动频繁，国内金融市场尚未成熟，国际经济环境复杂，货币统一也无从谈起，“故近代广东存在纸币上采用“两”“钱”等传统（计重）货币单位与“元”“角”（毫子）、“分”等现代（计数）货币单位混用的情况。这种混用现象主要源于中国传统计量和货币体系，融入近代时势变迁与金融市场发展过程，逐渐演变而来。

据了解，为解决银两和银元并存带来的问题，1933年，民国政府曾推动“废两改元”货币改革。这一改革旨在废除银两制度，统一以银元为货币单位。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改革并未完全成功，银两在一段时间内仍有一定市场，如银两的称量、商品的计价等。尽管银元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但银两在记账、大宗交易等方面仍有广泛应用。

佛山市岭南金融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认为，1933年陶陶居推出的月饼价格范围较广，从最便宜的0.9元一盒到最贵的5元一盒不等，这里的价格单位使用的是毫洋，而非大洋或现代货币，据一份记载1933年广州市面上的兑换标准，大洋100元可换毫洋128元。

佛山历史研究著名学者罗一星认为，民国时期，中央、地方均有发行货币，“从现有收集的多份月饼宣传单来看，在上海销售的广式月饼卖出了同类最高价，以陶陶居为代表的广州月饼价格比上海地区略低，这与上海、广州的饼业也在产品质量以及推广上下足功夫有很大的关系，而佛山本土月饼，价格相对亲民一些。”

文字 | 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束维 图片由周传芳博士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