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怎样的日子已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又逃了一天的课。当落日将最后的霞光收回，躲在学校操场后小树林里看书的我，从被遗忘的角落里走出来。同学们三三两两讨论着刚刚上课的内容，谈论着自己心目中的大学，我只能默默地从他们的身边溜过去。

并不是我不想学习，实在是听不懂，尤其是数学和英语。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的基础教育水平很低，可我还是以村小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乡初中。没想到，初中开始学习英语，那简直比听牛的叫声还难懂。上英语课，从城里分配来的女教师穿着漂亮的碎花裙、浑身散发着魅惑的香味，天女下凡般落到了羊圈，我们就是那群乱糟糟臭烘烘的羊。她手里握住一段粗硬的竹竿，用力地挥舞着，忽地停留在黑板上某个斗大的单词上，点名让我来读。我被点穴一般愣愣地站起来，嘴里呜啦呜啦地响，发出什么样的声音自己都不知道。老师冷笑了几声，眼睛死盯着我，要我现出原形般走来，没等我做出反应，耳边就刮来阵阵飓风，伴随着啪啪啪的雷鸣声，脸蛋着了火般热辣，自此便厌恶了学习。高中没考上，父亲托人出高价借读费进入县城的高中。看着父亲弯腰求人的样子，也曾暗咬牙关下决心提升成绩，可陷入泥潭的人越是挣扎就陷入越深。高中阶段的课程更为复杂和精深，学习就像砌墙，基础没有砌好，再往上只能坍塌。于是我的高中生活变得比初中生活更为灰暗，而欺骗自己最好的方法就是逃避。

幸好有文学，给我忧郁沉重的日子照进些许慰藉的微光。维克多·雨果《悲惨世界》里的冉·阿让、《巴黎圣母院》里的卡西莫多、《红与黑》里的于连、《基督山伯爵》里的爱德蒙·邓蒂斯，他们与我相伴，让我哭让我笑让我痴迷让我疯狂，使我明白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出身卑微的人与曲折的命运在抗争。他们散发着迷人的光芒，给我力量，给我信心，支撑我对生活保有希望。

三年一晃而过，高考报名都不敢报的我，甚至觉得自己和同学们拍照的资格都不配，灰溜溜地回家了。昏睡了三天，父亲失望地看着这个没出息的儿子，无奈地办理了内退手续，让我顶班去工厂工作。我以为那会是一个新的开始，却陷入另外一个沼泽。每天做同样的事情，拉铁皮罐、拉钛白粉、拉炭黑粉，混合汽油、丙酮、二甲苯，搅拌、稀释、研磨，称量、灌装、打包，今天和明天、明天和后天，后天和前天一个样。因为脏、累、苦、无聊，逐渐地抽烟、喝酒、打牌，甚至打架。偶然的机会在工友宿舍凌乱的床上，看到一本被翻得卷毛边的《平凡的世界》，早已麻木的心瞬间被一道光击中，孙少安、孙少平就像自己一样出身农村，却不甘于命运的安排，历尽苦痛折磨一步步向着人生理想迈进，而我呢？

四年的工人生活在不被理解与嘲讽中结束了。背上单薄的铺盖、拎着大塑料桶，揣着积攒的几千块钱，到了西北大学文学院自考班。不用呼吸呛人的化学气味，没有机器轰鸣的嘈杂，更没有领班劈头盖脸的呵斥；课堂上，睿智的老师洋洋洒洒引经据典，从先秦至明清、自诗赋到小说；课堂后，求知的同学们高谈阔论激扬文字，谈孔子论鲁迅、言佛洛依德话卡夫卡；校园内，那些只在书本上见识的人就在我们身边，与我们同处一片空间。有次，贾平凹老师来文学院办公室取书信，恰好就相遇了。贾老师张口就是浓重的陕西方言，熟络地问候每一个人，我赶紧怯怯地回答道贾老师好，就再也不敢做声，直到他走出办公室。望着他敦实宽厚的背影，恍惚间我又看到一道光，色彩斑斓地笼罩着他走远。

求学的生活虽然清苦，常常饿着肚子、时时搬来搬去、处处缺钱短物，但却是我青春岁月中阳光灿烂的日子。那里有我的老师、教室、书本、图书馆、紫藤园、古城墙，有我探访千年文脉的轻快足迹。沿着护城河，走进陕西省作协大院，拜访我心中的偶像——路遥。在他曾经工作生活写作的小院，寻觅他的身影、感受他的气息、回味文学创作带给他的苦难与欣喜。在他生活过的小楼下，坐在砖头砌的台阶上，阳光斑斑驳驳从树叶的缝隙落下，勾勒出模糊的路遥的轮廓，注视着我……

以后，我又考了研究生，有幸得到陈公仲老师的指导，结识了严歌苓、虹影、张翎等老师，让我得到系统学习文学知识的机会。毕业后，因为生计的原因来到广东，来到顺德。岭南于我而言是完全陌生的地域，是满耳充斥着听不懂又自成体系的粤语，使我盲人走路般处处碰壁，我只有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工作上，整天上课、填表、总结，忙些琐琐碎碎的事，那道光距我似乎越来越远。只有周末，放下工作，用心感受岭南的山水风物人情，这才发现原来风景这边独好。慢慢从最初的无助、失落、痛苦，逐渐适应、融合、欣赏，就有了一篇一篇的文章、一次一次的发表、一回一回的肯定，就有了《岭南漫记》的结集、出版……

这么多年来，我始终追寻着那道光，它指引我的生活，照亮我的内心；在这条路上，我接触到越来越多发光的人，他们就是我认识的每一位文友。当我的文章偶尔见诸报刊，有幸获奖，结集出版，身边的很多人都欣喜地叫我作家，说从书中他们感受到某种温暖的情愫让人振作，那一刻我想我可能也融入了那道光。

文丨胡辙 (作者系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