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老家，炒米饼是过年最不能缺少的年味。

腊月里，天气一直灰蒙蒙的，像一块老旧的抹布。有几天，天气突然放晴，大片大片的阳光洒落在院子里。父亲趁着有日头，从屋外岭岗的稻草垛里翻出几捆没被风雨侵蚀过的稻草，搬到院子去晒。母亲则挑着两个箩筐去街上采购年货。父亲晒好稻草，开始淘洗母亲出门前泡下的糯米。这些新鲜的糯米是用今年自家新种的糯谷碾出来的。糯米洗干净后，父亲搬出几个大竹簸箕，把糯米放上去摊开晾干，象牙般的白米粒，躺在阳光下，像一个又一个安静的孩子。

母亲从街上回来，米刚晾干，她就开始炒米。炒米时，父亲往灶膛里送稻草，稻草燃起猩红的大火，红红的火光让父亲因缺乏营养而蜡黄的脸变得红润起来。母亲神色凝重，眉头始终紧蹙，似乎锅里的每一粒米都是她的孩子似的。她将两个袖子捋得高高的，双手放在锅头里不停地揉动米粒。我穿着棉衣在一旁瑟瑟发抖，准备随时把锅铲递给母亲。母亲叫我拿开锅铲，说用手炒米，能感知锅头的温度，好控制炒米的色泽。

母亲炒的米总是金黄金黄的，拿去村口的大石磨磨粉，村里人总会啧啧称赞母亲手巧。母亲握着手推磨盘的把手，顺时针使劲推，我用勺子勺半勺炒米往磨眼里倒。磨盘沙沙转动，两扇石磨间便漏下浅黄色的米粉。那时村里已有粉碎机碎炒米，可母亲总爱用石磨磨。她说慢工出细活，石磨磨的米粉精细，做的饼精致，一年才打一次米饼，含糊不得。

米粉磨好了，我们盼望母亲快点打炒米饼，以安抚肚子里蠢蠢欲动的馋虫。可母亲说，别急，要把米粉放在布袋回笼几天再做。我们就盼星星盼月亮似的翘首以待。母亲对于打饼的时间保密得比保密局的绝密文件还密实。据说提早告诉孩子打饼时容易出返生（糖和粉不粘合）打不成饼，我到现在都弄不明白这话到底是真是假。

开始打饼了，我们一家人围在一起，母亲根据比例把煮好的糖和炒米粉混合在一起搓，搓到糖和粉刚好粘在一起而又不粘手即可。我和三姐负责把和好的粉装上饼印，先装半槽压平后放上花生芝麻泡白糖肥肉的馅，再铺上一层和好的粉，然后用力压紧，用竹筒滚平。二姐负责用刀把多余的粉削去，大姐负责用搪瓷调羹沾上花生油把饼面磨平磨光滑。等我们把八个饼印全部做好磨光滑，母亲就一手一个饼印，嘚嘚地对敲，饼印里的造田、天地、鱼鸡、花鸟等八中不同图案的米饼就像调皮的孩子往外蹦，落到大锅头里。

父亲蹲在灶边，把稻草杆往灶膛里塞，等锅头冒出热气，盖上锅盖焗几分钟。铁锅焗过的炒米饼，炒米饼里的糖和糯米完美地粘合在一起，咬在嘴里，脆中带着软糯，香喷喷的。新鲜滚烫的炒米饼出锅后，摆在一个直径有一米半的大竹筛上摊凉。全部的炒米饼打好了，母亲把它们收纳在一个白色的大布袋里，用绳子打好结挂到二梁上。大年三十晚上，母亲从二梁把饼袋取下，给我们一人分10个炒米饼，其余的用来走亲戚。

小时候，我们几姐妹经常比谁的10个炒米饼最耐吃，我是最舍不得吃的一个。我把米饼放在一个空的麦乳精罐子里收藏起来，看到姐姐他们吃，我也很想吃，就揭开罐子，炒米饼的香味飘溢而出，我深深地吸了口带着香甜的米饼气，过了把隐，又悄悄把米饼放回盒子里。也许正是这样，我从小就练就了超人的自制力，自律成了我最大的财富。

母亲去世后，家里将近二十年没打过炒米饼了。没了炒米饼，家里的年味越来越淡了。前年侄子结婚后，侄媳妇是特别会生活的女人，她过门后把藏在储物柜的旧饼印拿出来，没想到多年没用，当年的木头饼印竟然没有褪色、没有变形，依然好用。侄媳妇打的炒米饼比当年母亲打的更精致，味道和品相也多了。在浓浓的米饼香中，家里的年味得以重新漫溢，令我深感欣慰。

今年因为防疫需要，我还是留在佛山过年。侄媳妇前几天打来电话，叫我放心在佛山过年，她打好炒米饼就快递给我。放下电话，我似乎闻到了家乡炒米饼的香甜味。

（文/罗捷媚，作者系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西部散文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