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水区西南街道南岸村有着一座独特的祠堂：论气派、论规模，这座名为“邓氏大宗祠”的祠堂在三水均算不上佼佼者。然而，在明清两代，这里走出过12名举人、贡生。文风最鼎盛时，就连明代大儒陈白沙也慕名而来，留下珍贵的笔迹。

邓氏一族为何会涌现邓任、邓莫右等文学名家？邓氏族人和陈白沙有着怎样的渊源和故事？邓氏一族又缘何能够源远流长、凝聚宗亲，将桑梓之情代代相传？或许这座有着数百年历史的邓氏大宗祠，可以给出答案。

坐南朝北 祠堂曾用料名贵

南岸邓氏大宗祠位于西南街道南岸村委会三甲村中部。这是一座典型的清代风格建筑：抬梁式结构、硬山顶、灰塑博古脊、人字封火山墙、青砖墙。头门采用花岗岩墙基及门框，头门两侧包台，前廊三步梁，次间虾公梁，石狮柁礅。

该祠堂总面阔25.47米，中路三间三进，面阔13.19米，进深37.23米。祠堂三进之间以天井分隔，天井左右有庑。中堂“源远堂”为抬梁式结构，前廊虾公梁下设花岗岩围栏。三水不少祠堂是坐北向南、背靠山岗、面朝池塘，邓氏大宗祠却是坐西南向东北。有学者认为，南岸村无高山，面朝北江，这也决定了祠堂的朝向。

邓氏大宗祠。佛山日报记者王澍摄

走进祠堂，大厅雄伟壮丽，依稀可以看到当年的辉煌。南岸村村民邓国雄介绍，以前，宗祠的廊柱材质全是坚实如钢铁的坤甸木，非常耐腐，笔直的木材坚挺地支撑着祠堂上百年。“坤甸木一般都要从东南亚地区进口，价格昂贵，可见当时邓氏一族财力雄厚，是名门望族。”邓国雄说。

不仅廊柱名贵，就连祠堂上面壁画也都用黄金镶嵌。邓国雄清楚记得，小时候，祠堂大厅前后风水墙下有水墨画，其中有牧童吹笛、老翁垂钓、屋檐对弈等图画，每幅壁画都是用黄金镶边，看起来栩栩如生。

但最让邓国雄津津乐道的还是“源远堂”的牌匾。据邓氏族谱记载，“源远堂”牌匾原由明代大儒陈白沙所书，以茅龙书法的笔法题写。茅龙书法是陈白沙所独创的一种书法，由于没有笔锋，笔划中留有空隙，形成其它书法难有的“飞白”，笔画顿挫、拙重，别具一格。

可惜的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邓氏大宗祠遭到人为毁坏。宗祠内的坤甸木被毁坏不少，就连宗祠的大门也一度消失不见。最让人心痛的是，留下陈白沙珍贵手笔的“源远堂”牌匾也毁于一旦。直到后来，邓氏族人才重新制作了一块新的牌匾，弥补内心的遗憾。

文风鼎盛 族人被陈白沙仰慕

据资料记载，南岸村邓氏先祖邓珉在南宋咸淳十年（1274年），由南雄珠玑巷迁出，顺着北江而下，定居白坭，以教书育人为业。传到第8代后，南岸村邓氏始祖邓时中迁到了南岸，建棚搭寮居住。在明末清初转迁到现在的北江边，建邓氏大宗祠。

尽管开村只有数百年历史，但在明清两朝，南岸村文风昌盛，人才辈出，是西南的名门望族。据不完全统计，从开村始祖邓时中开始，邓氏一族有12人考上举人、贡生，为官遍布广西、云南等地。其中，官职最大者为香山协左守备。

不过，最让邓氏一族骄傲的还是南岸邓氏第三代始祖邓任和陈白沙的一段渊源。据嘉庆版《三水县志》记载，邓任“屏迹公门，攻苦下帷，孝友礼让之风，由身而家，内外咸孚。”邓任的诗词文章寓意深远，读者莫不“啧啧慨慕”。

彼时，听说邓任的学识，陈白沙慕名而来，到邓任家中与其讲论道学。与陈白沙临别时，邓任还赠诗一首：“买段南山学种麻，肯将根蒂向人夸。秋风偶逐龙门客，拽转船头便到家。”甚至在陈白沙北上游学时，邓任还亲自送行，并赠诗给陈白沙：“幸际圣朝无事日，一封须慰倚门亲。”后来，邓任79岁去世时，陈白沙还亲自前往吊唁，并为其写墓志铭。

除了邓任，邓氏另一名族人邓莫右也名扬三水。邓莫右，字作聘。《三水县志》称其“学植淹博，少年能文章，声满誉序。”邓莫右著有《四书贯珠》《礼记摘释》《诗易发挥》《纲鉴论·盖纂》《古文评注》等文学著作。当时三水的县令樊翰见到他，对其称道不已。邓莫右还因为品行端正，彼时不少读书人都纷纷效仿他的言行。

相传，被誉为“诗中状元”的南海丹灶人冯成修便曾是他的学生之一。据南海区石联村87岁老人冯国牛表示，冯成修曾是邓莫右的书童。彼时，每逢邓莫右在邓氏大宗祠上课，好学的冯成修总要在门外偷听。有一次，冯成修嫌门隙太小，于是想拉开门，不料被邓莫右发现。看到冯成修如此好学，邓莫右便让他与其他人一同上学。后来，冯成修考上功名，每次途经邓氏大宗祠总要下马步行，等经过了宗祠方才骑上马。

三水文化名人陆探芳认为，南岸之所以文风昌盛，主要受丹灶文化的影响。陆探芳说，丹灶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康有为、何维柏、冯成修等人皆出于此，南岸村紧邻丹灶，深受丹灶学风、文风的影响。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何南岸村文风如此鼎盛。

源远流长 见证族人桑梓之情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转眼间，邓氏大宗祠已历经数百年的岁月。但正如“源远堂”这个名字一样，数百年来，邓氏族人始终源远流长，饮水思源。邓国雄认为，先祖以“源远”为堂号，正是为了提醒族人不忘故乡，不忘祖辈养育之恩。

邓氏大宗祠中保存5通石碑，分别为《重建大祠堂碑记》《重修纨绔子弟考妣石山助金勒石志》《修建碑记》《宗亲尝业碑记》《改创宗祠碑记》，记录了宗祠数次改建、重建的过程。据石碑记载，在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宗祠进行改建，在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祠堂被拆旧重建，在清宣统二年（1910年）再次重建。

邓氏大宗祠内的展示的石碑和相片记录了邓氏族人生活和迁徙的资料。佛山日报记者王澍摄

这些碑文正是邓氏一族铭记祖先的养育之恩、不忘初心、回馈桑梓的最好见证。每次祠堂重修、改建，不少在海外经商的族人纷纷慷慨解囊，鼎力相助，捐资筹建家乡。邓国雄还记得，在1995年的春天，旅港乡亲邓敢全回归乡里，有感宗祠荒废，有失族人之光彩，建议重修宗祠。后经族人筹划，组建筹备委员会，发动族人捐资修祠堂。

邓氏大宗祠内，记录了南岸村村民的优良事迹。佛山日报记者王澍摄

“重修时，采用的是传统工艺，选取与原祠堂结构匹配的材料，请能工巧匠精心制作，恢复原貌。加以平整祠堂前场地。”邓国雄说，当时共花费了人民币120多万元，其中旅港乡亲邓敢全捐资70多万元，旅澳族人邓玉良捐资10万元。“这笔钱在现在都已经很多了，更何况在上个世纪。”回忆起祠堂重修的经过，邓国雄依然充满自豪。

邓氏大宗祠内，记录了南岸村村民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的文字与影像资料。佛山日报记者王澍摄

如今，随着祠堂功能进一步拓宽，邓氏大宗祠还成为村民日常休闲娱乐的活动中心，每天都有村民来这里消遣娱乐，进一步加强族人之间的联系。每逢重阳、清明等重大节日，祠堂都会聚集人气。“特别是重阳节的时候，全宗族60岁的老人都会聚在一起，热闹非凡。”邓国雄笑道。

在邓国雄看来，祠堂承载了族人的集体记忆，也是他们永远的根，维系着他们与家乡一脉永不断绝的情愫，为每位行走在外的游子留下那一缕乡愁。

文/佛山日报记者郑泽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