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不仅把生态环境保护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也为环境产业带来了新的思考。近日，联合国环境署-同济大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学院责任教授、长三角循环经济技术研究院院长杜欢政接受佛山日报《理论周刊》专访时表示，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兴起与发展既能够支撑经济社会的健康运行，又能够保证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可续利用，对支撑我国“十四五”绿色发展的战略规划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十四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将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助力佛山经济的下一次腾飞。因此，佛山的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应朝着规模化、规范化和高值化的方向转型发展。
专家简介
杜欢政，同济大学博士生导师，联合国环境署-同济大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学院责任教授，循环经济研究所所长，长三角循环经济技术研究院院长，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循环经济与环境评估预测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家发改委发展循环经济部际联席会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商务部专家。参与国家及省市循环经济领域相关法律法规等制定工作。围绕垃圾分类及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开展多学科交叉的创新研究，杜欢政曾为上海城市废弃物提出系统解决方案，推动上海垃圾分类政策的落地，同时也在全国其他地区推动垃圾分类试点示范，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炼科学理论与方法体系，形成政策、技术、商业模式相结合的一体化城市解决方案，并为国家政策提供建议。基于资源循环领域内的贡献，杜欢政教授荣获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论坛）“2019年全球循环经济奖——领导力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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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兴起与发展既能够支撑经济社会的健康运行，又能够保证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可续利用，对支撑“十四五”时期绿色发展的战略规划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记者：唯有资源与环境并重，才是可持续的发展方式。您认为“十四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将占据一个怎样的位置？其对经济转型升级有哪些重要意义？
杜欢政：资源循环利用产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世界上有多少新的东西产生，就会有多少旧的东西被废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连续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而资源、环境及人口红利是支撑高速发展的主要因素。随着物质财富的快速积累和丰富，大量资源由地下转到地上，大量消耗、大量生产、大量消费成为社会运转的显著特征，资源约束越发显著，以高消耗、高排放为特征的传统制造业亟需转型升级，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支撑动力面临考验。同时，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大型和特大型城市纷纷涌现，城市人口规模不断扩大，经济社会活动密集程度逐步提高，城市功能逐渐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所产生的废弃物与日俱增，废弃物的种类和材质也越来越复杂，垃圾围城成为困扰城市管理者的普遍难题。
在此情况下，亟须找到新的产业，既能够缓解资源短缺和减少环境污染双重作用，同时又能推动经济增长。在此背景下，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兴起与发展既能够支撑经济社会的健康运行，又能够保证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可续利用，对支撑“十四五”时期绿色发展的战略规划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对佛山城市发展也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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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应当借助垃圾分类的历史机遇构建新型回收体系，分门类、分品种构建可回收物的闭路循环体系。
记者：您曾经说过中国将实现由传统工业文明向合理生产、节约消费、循环利用的生态文明的大转型。那么“十三五”期间，我国在推进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与无废城市建设的整体情况如何？在“十四五”期间，可以如何进一步推进？
杜欢政：“十三五”期间，我国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多策并举推动资源利用产业发展方式的绿色化转型，在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成效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促进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提质升级。推动现有国家“城市矿产”示范基地提质增效，引导基地外的规范废弃电器电子拆解企业、报废汽车拆解企业入园发展，促进集聚化规模化发展。同时推进园区循环化改造，物尽其用，变废为宝。二是完善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顶层设计。为提升垃圾资源化利用的效率，提出构建“三全、四流、五制”的顶层设计。三是构建区域资源循环利用体系。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为重点，统筹规划和建设区域内工业固废、再生资源、生活垃圾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置设施，建设跨行政区域的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基地。
“十四五”期间，包括佛山在内，城市发展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应当借助垃圾分类的历史机遇构建新型回收体系，分门类、分品种构建可回收物的闭路循环体系。闭路循环体系是指针对不同品类的可回收物构建专门的回收循环利用体系，以提升垃圾资源化的利用水平。由于可回收物同时具有资源和垃圾的双重属性，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是无法实现全品种的垃圾回收利用的。往往会出现高附加值可回收物如“玻、金、塑、纸、衣”五大废弃物可以被再生利用，而低附加值废弃物如塑料泡沫、废木材、废弃外卖餐盒等由于缺乏市场价值而被废弃，这些低附加值的废弃物往往成为政府垃圾治理工作中的痛点与难点。因此，政府应针对可回收物回收链条中的利益缺损环节，出台有针对性的激励政策，引入关键市场主体，形成“政府统筹、企业负责、居民参与、社会协同”的可回收物治理新格局，彻底打通可回收物从居民家中到再利用工厂的循环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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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的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应朝着规模化、规范化和高值化的方向转型发展。
记者：作为制造业大市的佛山，您认为在“十四五”期间，佛山要如何做好推进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与无废城市建设的顶层设计，可以从哪些方面作为突破口先行先试，让资源循环利用产业成为佛山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动力？
杜欢政：佛山曾是废金属、废塑料回收再利用的产业聚集地，这得益于我国早年间资源相对短缺和环境治理成本不高。但带来的是经济的粗放型发展和对当地环境的损害。随着资源越来越少、环境容忍度趋向饱和、劳动力成本也在不断提高，这三个因素已匮乏后劲，佛山的经济需要转型，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助力佛山经济的下一次腾飞。因此，佛山的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应朝着规模化、规范化和高值化的方向转型发展。
一是从物质流出发，构建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顶层设计。
佛山目前的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呈现是碎片化处置的特点，农业废弃物、工业废弃物和产业废弃物的回收和再利用都是相互割裂的，缺乏一个整体层面的顶层设计。因此，佛山发展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首要任务就是从物质流的角度出发，构建整体的、系统的顶层设计，将所有碎片化的废弃物整合，统一设计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与农业和工业等产业之间的耦合关系，实现佛山产业多元共生。
二是构建分品种、分门类的再生资源闭路循环体系。
在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方面，要针对不同品类的可回收物构建闭路循环体系，着力提升高附加值可回收物的回收效率，打通低附加值可回收物的利益缺损链条，全过程实现信息化监管。在产业链构建方面，要整合佛山本地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特色和当地的资源禀赋设计资源循环利用产业链条，实现再生资源产业链与本地产业之间的循环连接。比如，佛山是全国有名的陶瓷之都，可以在陶瓷设计和生产的环节与再生资源产业链进行耦合，以实现艺术与再生资源材料之间的相互融合，体现当地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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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是佛山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的必然要求，佛山要以产业链思维布局垃圾全程分类治理体系。
记者：要推进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与无废城市建设，垃圾分类是非常重要的一块，您认为佛山在垃圾分类上还要补齐哪些短板，从哪些方面去加速推进？
杜欢政：粤港澳大湾区的国家战略，让佛山的城市建设迎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在此世纪机遇下，构建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是佛山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的必然要求，因此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改革：
一是构建“三全、四流、五制”的顶层设计，以产业链思维布局垃圾全程分类治理体系。
首先，在垃圾分类管理中，以“全过程、全品类、全主体”为原则打通所有环节。“全过程”是指从源头的分类投放，到中端二次分拣、运储，再到末端资源化利用，应当环环相扣，顺畅对接；“全品类”是指无论是高价值废弃物，还是低价值废弃物，都应进入垃圾回收利用系统；“全主体”是指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居民等主体都应参与垃圾全程分类。其次，要切实实现“三全”目标，必须确保垃圾治理过程中“价值流、物质流、环境流和信息流”的“四流”畅通。“价值流”是指在垃圾治理的每个环节都要实现价值的增值；“物质流”是指在价值增值的前提下，保证废弃物能够在不同主体之间、不同地域之间顺畅转移，将属性变废为宝；“环境流”是指保证垃圾从源头到资源化利用的每个环节实现环境无害；“信息流”是指在垃圾治理全产业链中，通过信息化、智能化和网络化的管理，记录及分析垃圾流动的每个信息节点，提升全链条的信息智能化水平，为价值流、物质流和环境流的定量分析提供信息基础。最后，以“五制”为保障，健全市场体系。为了保障垃圾治理全产业链的运作，需要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政府需提供政策保障，如空间保障制度、特许经营制度、低价值废弃物补贴制度、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和绿色采购制度，全方位助力市场的健康运作。
二是源头“干”“湿”两分类，解决居民不愿分、不会分的难题。
许多实践证明，一开始就实施“垃圾四分类”，居民大多难以掌握标准、无法确认辨识，最终导致居民不会分、不愿分。针对这一难题，建议佛山在制定分类政策时在源头将垃圾只分为“干”“湿”两分类，即厨、卫垃圾为“湿垃圾”，其余均为“干垃圾”。“干”“湿”两分类简单方便，一学就会，减少了以往复杂分类给居民带来的挫败感，让居民做得到、愿意做，真正让垃圾分类成为新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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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上海以及一些发达国家的城市都很注重将生活垃圾分类纳入社区治理，突出在社区内塑造家园意识、培养每个人的参与意识，从而形成广泛参与、全民监督、多元共治的垃圾分类管理格局。
记者：上海在垃圾分类工作上走在全国前列，您认为有哪些值得佛山借鉴学习？国外有哪些国家在推进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与无废城市建设的先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运用？
杜欢政：可供佛山践行垃圾分类的经验有五个方面：一是“社会组织动员”机制。社区垃圾分类的质量与社区治理能力关系很大。像上海以及一些发达国家城市都很注重将生活垃圾分类纳入社区治理，突出在社区内塑造家园意识、培养每个人的参与意识，从而形成广泛参与、全民监督、多元共治的垃圾分类管理格局；二是“责任分解与落实”机制。纵观发达国家和地区经验，通过合理制度安排把垃圾分类责任具体落实到所有社会主体，是国际通行的有效做法；三是“生产者责任延伸”机制。全社会共同参与垃圾治理，作为生产者的企业在其中发挥着重要角色。生产者责任延伸填补了产品责任体系中消费后产品责任的空白，确定了废物回收处理、处置、再循环利用的责任主体；四是“特许经营”机制。特许经营机制为推动生活垃圾高效益管理提供了有力支撑。政府从自己不专长且事无巨细的建设、技术、运营管理等细节中退出来，通过特许经营的方式，保证私营机构合理盈利的同时，促进其发挥主观能动性，从而达到比公有机构更优的公共服务效果；五是“绿色采购”机制。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全链条的效益凸显，除了链条每个环节都充分发挥应有功能之外，来自政府部门的“经济杠杆撬动”功不可没。绿色采购制度便是突出举措之一，即政府优先采购这些由生活垃圾转化生产成的绿色产品，为全社会垃圾分类与资源循环利用注入很大动力。
文/佛山日报记者刘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