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日报记者 陈磊

12月11日，晚上。

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一间办公室里，《法制日报》记者见到了一身休闲打扮的陈卫东。

这位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及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全程参与了1996年、2012年、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订工作，推动将秘密侦查制度、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认罪认罚制度等纳入法律范畴；还参与了律师法、国家赔偿法等法律法规的立法、起草、修改工作。

他的办公室，入眼处皆书籍，甚至在办公桌上也堆着几摞书。嗅着满屋书香，他向记者回忆起过去40年的点点滴滴。

改革开放之初，刑事诉讼制度非常不受重视，刑事诉讼法仅仅被看成是保障刑法实施的工具

时光回到40年前。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那年，陈卫东18岁，已经是全国先进单位——山东蓬莱酿酒厂的宣传干事。

上小学时，他成绩总是优秀，毕业时全县考试排名，他的名字高居榜首。

1977年，陈卫东高中毕业，正好赶上蓬莱酿酒厂到学校挑选人才，酒厂时任党委书记只点了他的名字，因为他成绩优异，又在省级报纸上发过文章。

当时的国营企业是“铁饭碗”，但他的追求不止于此。

1979年7月7日，恢复高考第三年，陈卫东走进高考的考场，他报考的是北京政法学院，也就是现在的中国政法大学。

他告诉记者，当时报考北京政法学院的动机“很简单”，因为毕业之后可以当一名警察，“喜欢穿着制服的人民警察，高大、威武”。

不久，北京政法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如期而至，但略显遗憾的是，由于学校刚复办，开学比较晚。

回忆到这里，陈卫东微笑着说:“当时，学校的办学条件非常糟糕，教室里没有课桌，我们坐着马扎记笔记；食堂里也没有饭桌，我们蹲在外面吃饭。”

“但我们对法律充满了渴望，期待学成之后用法律知识回报国家和社会。”陈卫东说，大学4年，他回家的次数很少，一则家境贫寒，他可以利用假期勤工俭学，再去书店购买法律书籍；二则可以利用假期到图书馆刻苦读书，提升自己的法律素养。

大学三年级时，陈卫东在《北京政法学院学报》上发表了自己的法学处女作，长达5000字的《谈谈诽谤罪》。

说到这里，他找出“成果本”——记录他发表文章的日期、刊物名称、字数等的笔记本，指给记者看。因为年代久远，有些纸页已经脱落了。

1983年，陈卫东以4年全优的成绩本科毕业，同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攻读硕士研究生。

他原本报考的是刑法学专业，入校以后，被调剂到刑事诉讼法学专业，师从张凤桐、陈士正教授。

“我不乐意，也不开心，因为当时刑事诉讼非常边缘、非常不受重视，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轻视刑事程序法，把刑事诉讼法仅仅看成是保障刑法实施的工具。”陈卫东回忆说。

但经过3年潜心学习以后，他对刑事诉讼基本理论、基本知识有了系统了解，兴趣越来越浓厚。

他发现，刑事程序规范是一个国家法治健全的标志，因为刑事程序不但涉及公、检、法、司、安各个机关之间的权力划分，更是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

潜心学习的成果是，他开始走在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前沿。3年间，他总计发表了21篇学术论文，还就自诉案件的审理程序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研究，完成了《自诉案件审判程序论》，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个人专著。

1986年7月，陈卫东毕业。他经过考虑之后，放弃了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的机会，选择留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开始专职从事刑事诉讼法学的教学和研究。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他发表了数十部(篇)学术成果:《检察监督职能论》《刑事普通程序》《刑事特别程序的实践与探讨》等，对刑事诉讼制度、刑事诉讼立法进行了系统研究。

图为陈卫东1986年参加工作时留影。

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订，推动纠问制刑事诉讼模式转向控辩双方对抗制刑事诉讼模式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经济等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1979年制定的刑事诉讼法诸多条文与社会发展实际逐渐脱节。

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开始着手对实施16年的刑事诉讼法进行全面修改。

“由于科研的突出，我被选拔到刑事诉讼法修改专家小组，我是全程参与这次修改的6位学者之一，也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参加了刑事诉讼法修改的调研、讨论和论证等工作。”陈卫东对记者说。

1995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就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问题召开座谈会。

“在收容审查的存废、律师辩护的时间是否提前、是否设立简易程序等方面，争论非常激烈。”虽然时光已经过去了23年，但陈卫东仍记得当时的一些场景。“在刑事诉讼法条文如何修改的问题上，我记忆深刻的事情有两件”。

其中之一是收容审查的存废问题。

当时许多学者提出，收容审查不经过法定程序即可剥夺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导致司法实践中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现象经常发生，应当废除。但是，一些人认为收容审查有继续使用的必要性，坚持保留。

一时间僵持不下。

后来，有关领导在听取了各方意见之后，指示有关部门对收容审查制度进行修改。有关部门提出了两种方案:一种是保留，把收容审查纳入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予以完善；另一种是废除，把收容审查的相关精神体现在其他强制措施的规定中，具体表现为逮捕、拘留条件的改变。

多数人赞同第二个方案，于是就有了1996年刑事诉讼法相关部分的修改。

另一件事情是免予起诉的存废问题，在修改过程中争论也非常激烈。最后，考虑到国际通行的刑事诉讼规则和刑事诉讼发展的趋势，在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等领导的协调下，免予起诉的规定最终被废除。

刑事诉讼法相关内容的修改，经过多次开会讨论、观点交锋，大家逐渐达成共识。

1996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以高票通过，从原来的164条增加到225条。

在陈卫东看来，这次刑事诉讼法的修订，把纠问制刑事诉讼模式转向以法官为中心、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对抗制刑事诉讼模式，尤其是提升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

“我当时36岁，经历这次参与立法的过程很难得，了解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现状，也观察到了刑事司法的发展潮流。”他说。

死刑复核权上收前夜，受邀参加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主持的会议，讨论收回死刑复核权

1997年，陈卫东被破格晋升为教授。

次年，他筹办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及司法改革研究中心，并担任中心主任，将研究重点聚焦于司法实践中的一些难点和空白点。

在他的眼中，刑事诉讼法修订之后，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有了很大改进，“但纸面上的法律与实践中的法律之间是有距离的，我就开始关注刑事诉讼法的实施问题”。

陈卫东的“成果本”上，还记着这样一篇文章:1998年10月，在《中国法学》杂志上发表《关于死刑复核程序的现状及存废的思考》。

他当时没有想到，7年以后，他受邀参加一次高规格会议的主题，就是讨论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

1980年2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批准:在1980年内，对现行的杀人、强奸、抢劫、放火等犯有严重罪行应当判处死刑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可以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核准。1980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将上述案由中犯有严重罪行应当判处死刑的案件，授权各高级人民法院核准。

上世纪90年代以后，基于人权保障的发展，刑事政策趋于缓和，以陈卫东为代表的学者建议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

陈卫东向《法制日报》记者回忆，2005年冬天，在湖北省武汉市东湖宾馆，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主持召开座谈会，围绕是否将死刑复核权收回到最高人民法院这一问题，邀请8位专家与会讨论。

陈卫东的资历最浅，肖扬院长示意他第一个发言。陈卫东畅所欲言，说出了自己的观点:死刑作为剥夺公民生命最严厉的刑罚，在我国尚不具备完全废除的可行性，但是最大程度限制、减少死刑、避免错案是刑法、刑事诉讼法的基本精髓。在1980年刑法、刑事诉讼法实施后，鉴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及严峻的治安形势，死刑核准权下放省市高院，这种下放不应当是无限期的。我们必须正视的事实是，核准权的下放，导致了全国各地适用死刑标准的不统一，复核程序被二审程序取而代之，复核程序被架空，是死刑数量居高不下甚至冤杀错杀的主要原因。经历多年的改革开放后，在经济社会不断进步发展的今天，特别是严重的暴力犯罪持续下降的治安形势下，我们现在顺应人权保障的时代趋势，拿出更大的勇气，排除干扰，把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实现已有法律的回位，从程序上严控，从实体上少杀、慎杀，不出现错杀。

在陈卫东接近一个小时的发言中，肖扬院长非常认真地听，从未打断他的发言，并且作了大量笔记。

会后，陈卫东意识到，“应该说，那是对死刑复核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与会的领导和专家达成共识，死刑复核权必须统一由最高人民法院收回”。

2006年10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作出决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同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有关问题的决定》通过，死刑复核权全部收回到最高人民法院。

全程参与2012年和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推动技术侦查制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等写入法律

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此时，距离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订已过去16年。

陈卫东再次成为全程参与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少数几位学者之一，推动技术侦查制度等纳入法律。

早在2007年，陈卫东撰写了《我国秘密侦查合法化之辩》一文，建议将秘密侦查纳入法律条款，用公开严格的法律程序保障公民权利。

随后，这篇文章全文刊发在2007年第13期《公安内参》上。文章得到了有关领导的肯定并专门作出批示，在之后的修改过程中，陈卫东在会上积极呼吁，会后与有关部门多次沟通。

2011年9月，陈卫东在《法制日报》上发表《理性审视技术侦查立法》一文，文章刊发后，受到有关决策层的批示，得到有关决策层的认可，要求相关部门尽快研究并纳入法律规范。

说到这里，他戴上眼镜，在“成果本”上翻到这篇文章的记录，指给记者看。

在此背景下，技术侦查制度被纳入刑事诉讼法草案并经全国人大会议审议通过。

“通过立法，由政策技侦走向了法治技侦。在法律上明确规定了技侦案件的犯罪、技侦的手段、技侦的审批程序以及技侦获取证据的效率，有助于我们今后把这样一种措施规制在可控的范围内。”陈卫东说。

此次刑事诉讼法修订涉及100多个条文，新增加65个条文。

他说:“可以说每一个条文的修改都非常必要，每个条文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一个条文的背后都有一段故事。”

鉴于在参与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订工作时的贡献，他入选央视2012年度法治人物。

当时的颁奖词这样写道:“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他推敲着理性的立法。在长途跋涉的调研中，他探寻着人性的执法。法学专家陈卫东，用学者的执着与坚守，为法治进步立言著说。”

今年3月，监察法通过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再次提上日程，以便与监察法相衔接。

为适应反腐败追逃追赃、推动缺席审判制度写入法律，陈卫东作为学者，参与了相关部门主持的研究、论证，提供理论上的依据和制度设计上的建议。

他告诉记者，缺席审判制度对我国来说很陌生，尤其是在被追诉人不在场的情况下，能不能适用缺席审判、如何适用缺席审判，需要在理论上予以明确。

“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是适应发展变化、及时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往，外逃贪官只有被追逃回国才能对其审判，如今，通过修改刑诉法，建立缺席审判程序，外逃贪官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也将受到法律应有的裁判。”陈卫东说。

2016年4月，一篇题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的文章发表在《中国法学》杂志上，文章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制度内涵、制度边界等进行了论证，提出了系统性制度设计意见建议。这篇文章正是陈卫东的研究成果。

有关部门将他的文章进行摘编，作为决策参考。

今年10月2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得以通过，陈卫东提出的缺席审判制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等诸多建议被吸收进法律条文之中。

这也是刑事诉讼法自1979年制定实施以来的第三次重要修改。

图为2012年8月，陈卫东率团对英国羁押场所投诉处理机制的运作情况进行考察时，与北爱尔兰监狱申诉专员Pauline Mcabe女士合影。

来源：法制日报

（编辑 席锋宇 常煜 范琳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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