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周末》记者 代秀辉

人物速写

年少时经历坎坷，学过木匠、上过矿山、扛过水泥、开过磨床。22岁那年，参加了改变命运的高考，从此与法结缘，成为中国第一位立法学博士。

博士毕业，投身改革开放大潮中的立法工作，参与劳动法起草。

劳动法颁布后，他又回到校园，从此开启劳动法教学、为劳动者权益保护建言献策的生涯。

此人便是黎建飞，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劳动和社会保障法研究所所长。

“没有改革开放，我的人生或许在另一轨道上行驶，可能到现在还是以临时工的身份不断地变换着工作，在为温饱而谋生计。”

谈起改革开放，坐在记者对面的黎建飞颇为感慨。

黎建飞学过木匠、上过矿山、扛过水泥、开过磨床，什么苦活儿、累活儿几乎都干过。

上世纪70年代末，黎建飞命运的转折出现了。他抓住恢复高考的机遇，搭上了改革开放的快车。

从法学学子到参与劳动者权益保护的立法者，再到为劳动者权益保护建言献策的学者，四十年光阴，他总结说，自己的人生受益于改革开放，并最终归于为劳动者权益保护事业而奋斗。

思绪翻滚，记忆如电影般在脑海涌现。这位投身劳动者权益保护近三十载的长者，讲述起他与改革开放的点点滴滴：

西南政法学院研究生会成立大会，首届主席黎建飞讲话。1984年

“皮鞋”的诱惑

1979年以前，我学过木匠，上过矿山，扛过水泥，开过磨床，几乎涉猎了除犯罪以外的各种行当，但几乎都是朝不保夕的临时工作。就算后来进入工厂当磨床工，也没有签劳动合同的概念。那时我想读书，也爱读书，但苦于没有机会。

1977年12月9日，在四川成都市的公共汽车车上，挤满了返城的知青。

他们正在雀跃地讨论着同一个话题：高考。他们之间相互调侃且带鼓励地说着一句话：“穿皮鞋，还是穿草鞋，就看明天啰！”

这句话大意正是，如果明天考上了，就能穿皮鞋，就能当干部；考不上，就得穿草鞋，就继续当农民。

知青们兴奋中冒出的言语，让坐在同一班车上的我如梦初醒。这让我意识到，高考或许正是我重新学习，进而改变命运的机会。

当时，我正是在四川广平机械厂做磨床工，而我只是断断续续上学到初中。但那年，我还是决定参加高考试试。

从成都回到广元，我就开始为第二年的高考作准备。为了学习，我向领导申请了单独在工具房里铺一个木板睡。领导的女儿正好读高中，她放学后，我就把她的书借过来晚上抄，一抄就是一夜。”

1979年7月，高考结果公布，我考出了323分优异成绩，超出重点线13分。

填报志愿的前夜，我失眠了。那些年社会上发生的种种，就像放电影一样，在我的眼前一遍又一遍的浮现。最终，我决定学法律，其实就是想社会能够稳定和谐，让大家能读书，有工作，不折腾。这成为了我学法律的初衷。

当年，我如愿收到了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的录取通知书。

去报到时，工友的一句话曾让我惴惴不安。他说：“在工厂里，你是一只白鹤，但是大学里都是白鹤。你还能不能是显出你的白，就看你了！。”

到大学报到的第一个晚上，我走进寝室旁边的临时图书馆，我是从来没见过那么多的书，我就像一个饿汉，扑倒在面包上。

1986年，我本科毕业，选择继续留在西南政法学院读硕士，并在毕业后两年留校当老师。1988年，我又顺利通过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博士入学考试，成为了中国第一位立法学博士。

高考与我而言，是久旱逢甘霖，让我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所以说，高考对我的人生就是分水岭。

劳动部工作期间黎建飞在故宫前留影。

与劳动法结下不解之缘

1990年，原本三年的博士学习，我提前一年就毕业了。

那个年代，博士毕业生并不多见，我倒成为了抢手的“香饽饽”。当时劳动部正在起草劳动法，需要一位懂法律的。我也希望做些更为实际的工作，所以最终就去了那里。未曾想，我的一辈子就这样走向了劳动者权益保护。

在此之前，国家已经围绕劳动法制定展开了一些工作，但因为一些原因搁置未前。

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应尽快制定“工厂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等”。

国家组织力量起草《劳动法》，并于1979年1月成立了起草小组。时间至1983年7月，《劳动法（草案）》18稿曾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但此后，由于种种原因，《劳动法（草案）》未能审核，起草工作中断。

现实中的各种劳动关系亟待法律调整，改革开放的深化更增加了制定劳动法的迫切性。1989年，国家再次组织恢复劳动法起草工作。

这也就有了我参与劳动法起草的后来。

1990年，国家成立了由劳动部、国务院法制局、全国总工会、国家计委、国务院生产委、国家体改委、卫生部、人事部、机电部、能源部、农业部领导参加的劳动法起草领导小组和起草办公室，重新研究确定了劳动法起草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

在劳动法的起草工作中，我印象最为深刻就是劳动法第16条中的规定，即“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

劳动法16条的规定，意味着除了劳动合同外，没有其他劳动关系。但这句话，在当时却争论了四年之久。

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实行的多数是固定工制度。1亿多的工人中，有70%是固定工。固定工意味着工厂保障一切，在工厂里生老病死。但新的市场经济下，要求实行劳动合同制。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国家很慎重，而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

一种观点是，“老人老制度，新人新办法”；另一种则是一刀切。前者则会带来两种模式长期并行，触发工人内部矛盾的问题；而后者的问题则是若打破这个界限，进行并轨，则存在巨大的社会成本等问题。最终，我们的国家还是很有魄力，进行了一刀切的处理。

作为立法学博士，我在参与劳动法起草工作中也提出了很多专业的建议。

当时有提法，要在劳动法中加入强制性鉴证，也就是所有劳动合同都要在劳动部门进行盖章才能生效，并缴纳鉴证费用。我认为鉴证是一种自愿行为，不能成为一种强制性规范。后来在我的建议下，这一条也就没有加进去。

此前，在生产责任章节，有人建议将“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宣传性标语加进去，我也同样用专业角度提出了反对。

1994年7月，劳动法通过，并于1995年1月起实施。

1995年，黎建飞在北京电视台法制频道讲解点评劳动法及案例。

为劳动者权益保护建言献策

1994年在完成了劳动法起草工作后，我辞去了劳动部法规司主持工作的法规处副处长职务。来到中国人民大学，转而成为了一位从事劳动法教学的大学老师。

改革开放背景下，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在这个过程中，法制有了，但也需要劳动者观念上的改变。因此，在劳动法颁布后，很长一段时间，很多人是接受不了劳动合同制度，劳动者自己不认为这是在保护他们。

2016年9月，一则“女子工作中晕倒后离世，抢救超48小时不算工伤”的消息，引发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

到底哪些情况可以被认定为工伤？工伤保险制度关于“48小时”的规定，是否存在不足？网上舆论质疑声一片，我在第一时间发声。

在接受人民日报的采访中，我就解释工伤的根本特点在于“三工”：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工作原因。其中，伤害是不是工作原因造成的，是关键。

我在采访中说，伤害来源于工作，这是工伤保险的本质特征。传统的工伤，主要是指工作设备、工作环境造成的伤害。自身疾病发作或死亡，在很多国家，甚至一些发达国家，是不被认定为工伤的。我国对于工伤的认定范围已经比较宽泛、很具有人文关怀精神了。对于自身疾病，《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这是对传统工伤界限的突破。之前规定的是24小时，有人质疑，后来改为48小时，又有人质疑为什么49小时不算。这些质疑没有太多意义，只是立法者的选择问题。法律始终是要有界限的。

在我的言论出来以后，网上对此的质疑声也慢慢小了，直到后来也就没有多少争议了。

在劳动法界，我还围绕劳动者权益保护积极地提出了一些建议。

面对企业以经营不好亏欠劳动者薪酬的问题，我提出了“劳动者不承担经营风险”的观点，并对制裁工资拖欠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产生了重要影响。

此外，我引入并本土化了“不公平解雇制度”，有效地解决了劳动合同解除“合法不合理”之困；提出“平台应当承担雇主责任”，以保护快递员工的合法权益；提出“应当向互联网企业征收社会保障税”，以保护新兴经济中的劳动者。

回首自己40年的认识，可以看到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发展与改革开放相伴而生的。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劳动者权益保护发展的40年。改革开放，真正改变了我的命运，更让我有投身到劳动者权益保护这项伟大的改革事业当中。

记者手记

谈到改革开放，黎建飞言语间满是感激。在他看来，他个人经历的转折、劳动者权益保护事业的发展，都离不开改革开放。

诚然，改革开放不仅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更成为国家法治建设的历史转折。

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历程，让包括劳动者权益保护在内的法治建设，开辟出新天地。在这个过程当中，黎建飞的人生也就显得与众不同。

来源：法制日报

（编辑 唐晓芳 张博 岳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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