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5年，《觉醒年代》导演张永新带着他的新作——全景式百姓抗战剧《八千里路云和月》回归荧屏。

从《觉醒年代》里风起云涌的思想激荡，到《八千里路云和月》中硝烟弥漫的家国存亡，张永新的镜头始终在追问一个问题：一个民族的精气神，究竟靠什么撑起来？

当看到《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剧本时，他被其中的“平民视角”瞬间击中——从1937年到1945年，从淞沪会战到抗战胜利，故事里的一群普通人在战火与炊烟交织中挣扎、坚守与觉醒。

“我是山东人，从小就听家里的老人讲大量的抗战故事，一直就希望在自己的创作实践当中，能有机会拍一个抗战历史题材的故事。后来因缘际会遇到《八千里路云和月》这么一个好本子，它用平民视角，全景式地展现普通的小人物们是如何感受和认知这段历史，非常的独特、鲜活、灵动。”

五年磨一剑，张永新和团队对《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期望，是一部厚重且能够“贴着地皮走”的作品。在张永新看来，历史剧创作的背后应该是对历史的敬畏，“我觉得历史不是冰冷的，它是有温度的……希望我们的故事能够打开历史的这一个角落，在历史的夹缝间做一个表达，这对于影视剧创作的拓展也是有助益的。”

张永新在《八千里路云和月》拍摄现场。

用普通人视角看战争的残酷

《八千里路云和月》以抗日战争时期为背景，讲述了旅长张云魁（王阳 饰）因上级指挥不当导致全军覆没，但在最后关头，张云魁帮助孟万福（黄澄澄 饰）侥幸存活。为此，孟万福不远千里回到张云魁家报信并承担起了照料张家老小的责任，张云魁被老百姓救起后重获新生，投身游击队伍加入到救亡图存的洪流之中。最终，中国人民在抗战中取得胜利，守得云开见月明的故事。

全景式百姓抗战剧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在层出不穷的抗战题材剧集里，《八千里路云和月》的特别之处和引起观众共鸣的关键又是什么？

“很多的抗战剧珠玉在前，有的是从大事件切入，有的是从战场上的博弈切入。但是从底层切入，用普通人视角来展开抗战故事的作品相对比较少。”张永新说道，“我们这一次尝试着用普通老百姓的视角来看从淞沪会战到抗战胜利的这几年，呈现‘战争离我们到底有多远’‘历史的温度到底是什么’。”

在《八千里路云和月》里，张永新选择把镜头对准了军人、厨子、知识分子和市井百姓——那些在宏大历史叙事中常常被忽略、却实实在在用血肉撑起民族脊梁的普通人。这构成了《八千里路云和月》区别于众多抗战剧的最大特质。它不是高屋建瓴的沙盘推演，也不是英雄史诗的单向讴歌，而是“贴着地皮走”，去记录一群在硝烟中求生的普通人。

“当我们把叙事维度降在战场和后方、硝烟和人间烟火对撞的平台上来考量的时候，每一个子单元味道就都变成多元的了，就像美术作品里的复合色。用平民视角叩问、审视抗战时代，不仅让这个故事有了新颖、开拓的视角，更能让我们用多一个维度来回望、认知那一段历史。”

战争对一个普通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去年，电影《南京照相馆》便以普通人的视角呈现了战争之残酷：是无休止的逃亡，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存担忧，是短暂的平静下对不知何时到来的炮火与杀戮的无限恐惧。

而在《八千里路云和月》里，张云魁、丁玉娇、孟万福、韩小月、张汝贤等角色，都是被这场残酷的战争所裹挟的普通人。“作为普通人来说，我们生命里大多数的时间是在和平状态之下安居乐业，用勤劳与汗水，靠自己的努力去生活。战争是一种‘非常规态’，一旦强加在普通人的身上，他们一定是手足无措的。战争年代的残酷性，不仅仅是停留在战场上，更在于对每一个平民安稳的生活常态的破坏，就像钝刀子割肉，这种破坏的力量丝毫不亚于战场的残酷。”

在张永新看来，战争年代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中也可能藏着小节与大义的冲突。“举一个例子，在和平年代，吃一碗饭、吃一个馒头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但如果倒退80多年，有人告诉你这碗米来自日本的米店，你吃还是不吃？这里面就存在着当事人的价值观、人生观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碰撞，甚至会引起轩然大波。”剧中，孟万福和张汝贤的一次冲突就令张永新印象深刻，“那场戏我认为是非常好的，它是我们剧中人物发展的一个自然脉络的形成，同时折射出来，那个时代它的痛苦到底在哪里？前方战场上的血雨腥风，天崩地裂，那是张云魁他们经受的；而后方，所谓的不在战场上的地方，也并不意味着是安全的，它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窒息、残酷和剥夺。但对于生活在那个场域的人来说，他们依然要抗争，要奋斗，这个空间其实也是我们这个戏里的主战场之一。”

以极致的“求真”构筑历史温度

“在影视作品的衡量标准里，真实是一个无法逾越的杠杆。求真是所有创作当中的重中之重，特别是历史剧，更要把真实作为一个高度认知和严格要求的标准。”

张永新认为，影视剧中的戏剧冲突都是虚构的，可它的标准偏偏是悖论式的——必须还原成观众能认可、能共情的真。对于历史剧而言，这种对真实的渴求度更是几何级提升的。“一部历史剧的时代氛围的复刻，年代的准确性，服化道摄录美……每个方面的精准实现，都需要浩繁的工作。”

为了保证《八千里路云和月》的真实和细节的精准，剧组邀请了多位专业学者担任历史顾问、民俗顾问，搭建了完整的考据体系。从新四军军装臂章在皖南事变前后的制式变更，到石库门的格局、法租界的规则，乃至一块肥皂的价格、法币与银元的汇率变动，这些都成为必须在剧中精准落实的细节。

可是在如今大多数观众已习惯“倍速观剧”的现实情况下，剧组在很多细节上的考究呈现往往会被忽略。对此，张永新也从创作者的角度进行了一番思考：“我们有什么权利要求观众不用倍速来看？我觉得真正意义上的主动权在创作者自己，当你把一个故事做到点点滴滴、方方面面的认真，让它建构的这套系统能够吸引观众的时候，我相信观众会把他手里的倍速变成等速，甚至变成回头看。打铁还需自身硬。”

历史剧毕竟不是纪录片，求真不等于照搬历史，如何在讲究真实和细节的同时塑造能够吸引观众的“戏眼”，形成戏剧张力？张永新认为，“破题”的关键在于“大事不虚，小事不拘”。

剧中张云魁、丁玉娇、孟万福等主角虽是虚构人物，却并非凭空杜撰，而是编剧在查阅海量文史资料、融合众多历史人物原型的基础上凝练而成的时代缩影。“这些虚构的主角身上，都各自有着他们那一类人的影子。你很难界定一个张云魁背后到底有多少那个时代军人的特点，一个孟万福身上又有多少那个时代草根百姓的特点，一个丁玉娇的背后有多少时代精气神的折射。”张永新表示，在二度创作中，信史与虚构之间的分寸把握，以及如何让各个角色更加立体、丰满、鲜活，都是极其艰苦的过程，“这就需要导演组、编剧老师和演员老师们共同去奔赴，好在我们最终完成了。”

以王阳诠释的军人张云魁为例，这个角色就拥有非常完整的成长弧光。“他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自我觉醒的过程，苦苦挣扎、在至暗时刻心向光明。最终他选择了走向党的阵地，参加到新四军里来，这个选择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张云魁这个人物不是我们的向壁虚构，是有真实原型作为素材的，特别是张云魁故事的后半部分，我们也是采纳了几个历史上的革命烈士的真实故事，作为人物塑造基础。我觉得每一个人物，他们身上的特点都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

谈及《八千里路云和月》的人物塑造，张永新还用了一个极富中国传统美学的比喻——阴阳鱼式的“镜像关系”。张云魁和丁玉娇，孟万福和韩小月，这四个人物之间互相交织的人生起伏，恰如太极图里的阴阳鱼般，互为镜像，又紧密咬合，恰恰传达出极强的戏剧张力。

“通过这一组极强的戏剧结构的建构，我们恰恰能够看到那么真实的，带着生命的烟火气的那样一个时代的规定情境的折射。它就具有这个作品的两重张力——第一，尽力地还原时代；第二，有张力的戏剧性，就是从可观可感上，剧中现有的人设给我们以信心的地方。”

在历史的夹缝中寻找民族的“精气神”

在大多数历史题材作品中，英雄叙事是不可或缺的一种创作手法。《八千里路云和月》里也有“英雄”，却是通过平民的视角去看英雄、论英雄。

“真正的英雄是什么？是在别人所不能当的那一刻，能够挺身而出。”在张永新看来，真正的英雄不是自带主角光环的人，而是在绝境中能够挺身而出的人。放在那个大时代的熔炉里，什么时候是“英雄”，什么时候是“狗熊”，这个命题不仅是对那个时代的人的考量，也是对当下每一个人的考量。

对许多观众来说，抗战这段历史既遥远，又难以鼓起勇气去追溯。《八千里路云和月》并未回避战争的残酷，却也未止于刻画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屈辱和痛苦。“我们着重讲的不是怎么赢，而是怎么挺住。”张永新说。

剧中，张云魁从旧军人到新四军指挥员的转变，孟万福从市井圆滑到挺身抗争的成长，丁玉娇从大家闺秀到扛起家国的坚韧——这些旷日持久的成长弧光不是靠喊口号完成的，而是靠眼神、动作和细节里的层层递进来完成的。在那艰苦卓绝的八年里，无论是战场上的军人，还是战场后方的老百姓，没有人放弃过希望。每年中秋节升起的那轮明月，不仅代表着人们对亲人的思念，对团圆的期盼，更象征着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精气神”。

张永新认为，影视作品中的诗意表达，背后是对这段历史的审视与咀嚼。他也一直强调，呈现苦难不是为了咀嚼苦难和消费苦难，表现战争也不是为了将仇恨付诸于一对一的搏杀，而是要看到背后作为个体的每一个生命存在的价值。

“中华民族为什么是伟大的民族？就是我们经受了如此多的苦难，但我们依然可以涅槃重生，我们可以鼎立在世间，我们可以顶天立地，背后这个‘精气神’是伟大的。我愿意用一切能够实现的手法，来讴歌和礼赞我们高贵的中华民族的‘精气神’。”张永新感慨道。

在《觉醒年代》之后，张永新用一部《八千里路云和月》完成了自己对家国情怀的又一次追问。“拍一部历史剧，难度何其大。但为什么我们这些创作者依然可以咬牙坚持、含着眼泪、浑身带着伤往前走？因为热爱——对自己职业的热爱，对自己民族和这段历史的敬畏。”他坚信，只有“贴着地皮走”的作品，才能触摸到历史的温度；只有真正“求真”的创作，才能让观众在回望来时路时，找到足以照亮未来的精神力量。

南方+记者 张思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