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剧《太平年》是有勇气的。
剧集一开始就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将五代十国的“吃人乱象”搬上荧屏：彰义节度使张彦泽因军中断粮，将百姓骨肉舂碎磨烂，充作军粮，不仅如此，他还杀死了违逆自己的养子，烹而食之。
为了放大这段惨状，剧里甚至给了不少特写。而这段大尺度桥段，也为《太平年》招来不少讨论。
很显然，创作者把这段放在开头，并不仅仅是为了猎奇，而是别有深意——在这个礼崩乐坏、饿殍遍野的“吃人”社会里，太平何其珍贵。
于是，“太平年”的题，便被点上了。
作为一部历史剧，《太平年》的口碑是存在争议的：有人觉得它是“细糠”，是近年来少有的鸿篇巨制；也有人觉得它是“故作姿态”，在形式上抬高观剧门槛，实则剧情混乱，人物塑造失真。
收到这种两极化评价，《太平年》本身并不冤枉。尽管它选择了“纳土归宋”这一独特视角进行讲述，试图在古装历史剧赛道中走出一条新路，却终因种种问题，未能撑起历史叙事的野心。
除剧集开头的尺度戏外，《太平年》的勇气还表现在它的选材上。对创作者来说，五代十国向来是历史剧鲜少触碰的“禁区”：政权更迭频繁，人物关系复杂，史料记载零散，稍不留意便会陷入史实混乱的泥潭。甚至连中学历史课本，也都从未就五代十国展开细论。
问题随之而来：对于这段陌生的历史，创作者该如何选取亲民的视角，令观众更易接受？
于是，创作者在权衡之下选取了“纳土归宋”这一颇具主旋律意味的讲述视角：赵匡胤建立北宋、统一天下后，吴越国国君钱弘俶主动献出城池，保全一方太平。
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和平，在当下国际地缘政治紧张的大背景下，无疑具有强烈的现实关照色彩。剧中郭荣说的那句“只不过是想饮太平年间的一碗酒”，令不少观众颇为动容。另外，“纳土归宋”这一举动，还意外给观众科普了一个冷知识，即在北宋初年编撰的《百家姓》里，“钱氏”凭什么排在国姓“赵氏”之后。
说回剧集，《太平年》的视角选得很有特色，但在观剧门槛上劝退了一批观众。
剧集前四集，先是匆忙交代了一下后晋的政局乱象，随即将镜头转向偏安江南的吴越国，开始讲述吴越国的政权更迭。
这期间，光是有名有姓有字、外加身份官衔的出场人物就多达几十个，很多时候，观众连人物官职、人物关系都还没理清，就要面对暗流涌动的君臣关系、朝堂斗争。再加上人物口中一直说着半文不白的台词，愈发加深了剧情的理解难度，以至于观众在观看过程中，偶尔需要边看剧边求助于AI科普。
可以说，《太平年》对“历史感”的形式化追求，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剧集的叙事需要。
反倒是许多本应细致交代的地方，被一掠而过。比如，石重贵作为后晋的最后一个皇帝，手握兵权的他曾强势夺位，硬刚契丹，意图收回燕云十六州，结果遭遇大败后，他转眼就变成了一个自暴自弃的废人。
他如何从一个雄图大略的皇帝沦为亡国之君，又是怎么烧掉寝宫、苟延残喘的？中间石重贵经历的心理剧变，剧集一概未曾交代，给人以一种“全凭想象”的突兀感。
此外，创作者在叙事上也出现了故事焦点游移的问题——既要带出人物清晰的成长脉络，又要跳出传统的帝王霸业叙事，表达“民心所向是统一的根本”的人民史观。
由于剧集视角是“纳土归宋”，所以编剧便把叙事焦点放在了钱弘俶身上，用他的经历串联五代十国的历史：起初钱弘俶是浪荡不羁的少年王子，在目睹了中原的纷乱惨状、政权更迭、百姓伤痛后，他决定从养尊处优中走出，逐渐成长为独当一面的王，最终通过“纳土归宋”保得天下太平。
钱弘俶的这条成长线，带有明显的大男主意味。而钱弘俶在剧中的成长，本身则带有很强的戏说成分，编剧甚至为了给他营造“成长弧光”，前期将其塑造成一个毫无城府、莽撞无脑的愣头青，与历史上隐忍持重、颇有谋略的吴越王相去甚远。
而且很多时候，钱弘俶都在不可能的时间出现在了不可能的位置上。最典型的例子，是前十集占较大篇幅的“开封保卫战”，这是一场历史上根本不存在的战役，《旧五代史》和《资治通鉴》均记载，张彦泽没费什么功夫就攻下了城池，城内的禁军将领李彦韬及其禁军们只象征性地抵抗了一下。
而历史上的钱弘俶，压根不可能在那个时间出现在开封城内，慷慨陈情，甚至于在朝堂上刺杀张彦泽，进而收获天下民心。人物立不住，钱弘俶所背负的“民心”也就随之沦为了虚浮的表面功夫。
与此同时，剧集对赵匡胤的塑造则陷入了“过度英雄主义”的误区。不少观众指出，后晋灭亡时，十几岁的赵匡胤正在游历各国，根本不像剧中演绎的那般，坐拥军队正式编制、冲锋陷阵。《太平年》为了凸显赵匡胤的“正统性”，为其设计了多场凸显人物魅力的戏码，退能固守城池，进能智烧敌方粮草，颇有几分无所不能的意思。
相较钱弘俶和赵匡胤来说，剧集对郭荣（柴荣）和冯道的塑造，反倒成了最贴合历史原貌的一笔。柴荣是五代最具雄才大略的君主，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为毕生之志，为北宋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剧中的郭荣没有被塑造成完美无缺的圣人，而是带着乱世君主的果决，既能狠下心来格杀难民，也会对枉死之人表露仁心，人物塑造更具层次和张力。
对冯道一角的塑造，则更有嚼劲儿。这位历仕四朝十帝的“政坛不倒翁”，历来坐拥历史的两极评价：有人骂他“不忠不义”，历事多主；有人赞他“以民为念”，在乱世中守住文明的火种。《太平年》没有刻意洗白，也没有一味批判，而是还原了冯道的历史本貌：他身居高位却不贪财好色，吃穿用度从简；在战火临城时，他以老臣之身斡旋，减少了生灵涂炭；面对契丹君主的刁难，他以“百姓无罪”相谏，保住了万千生民。
这种人物塑造契合了《旧五代史》中对冯道的记载，“道之履行，郁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体。”冯道或许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忠臣，却是乱世中的“守成者”——在“兵强马壮者为王”的无序时代，他以牺牲个人名节为代价，换取了朝堂的基本运转和百姓的短暂安宁，为后续的秩序重建守住了文明的火种。
总的来说，《太平年》虽然在选材和视角上独具野心和勇气，却也暴露了当下国产历史剧创作的两大核心误区：一是“重形式轻内容”，为了追求还原历史的 “仪式感”，堆砌历史细节与术语，却忽略了人物塑造和剧情逻辑的核心；二是“重戏剧轻历史”，为了营造戏剧冲突，对人物进行脸谱化塑造，却忽略了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历史剧本身在创作中要做到历史真实和艺术表达的平衡颇为不易，但回看以往国剧，也不无在这两者之间把握得当的佳作。只能说，《太平年》尽力做到了对历史场景的还原，以及对历史人物精神内核的提炼，但它离“国剧细糠”，终究还是差了口气。
作者 | 钢 瓒 儿
编辑 | 楼 主
校对 | 赵 立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