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9月23日，天津，女工正在组装电子自动恒温控制器 图/视觉中国

当工业化将“生产”与“再生产”分离，不应只有前者被赋予价值。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孙凌宇

编辑 / 周建平

2026年1月6日，新华社发布《“生育友好岗”如何更好平衡上班与带娃？》一文。文章指出，上海启动“生育友好岗”就业模式试点已一年有余，据上海市人社局的统计，上海市已有“生育友好岗”用人单位540余家，涉及岗位约3500个，惠及人数近7000人。“一些企业鼓励符合条件的男女职工平等申请‘生育友好岗’，倡导父母共担育儿责任。”

如今，“照顾孩子只是母亲的责任”这一曾经深入人心的观念被打破。但在历史上，家务、育儿等再生产劳动曾长期被归为女性的专属领域。美国学者爱丽丝·凯斯勒-哈里斯（Alice Kessler-Harris）的研究就揭示了这种传统观念在美国的漫长历史。作为研究美国妇女史与劳工史的代表人物，爱丽丝在1981年写就《Women Have Always Worked》（《妇女一直在工作》），追溯了美国“女性工作”向有薪劳动转变的历程，探讨了从事有薪工作的女性的观念及其家庭角色的变化。2018年，作者修订了《妇女一直在工作》的初版内容，并新增了21世纪的事件，这本书在2025年首次于中国出版。

译者蔡萌现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她是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早期政治文化史、劳工史。十几年前，还在北京大学求学的蔡萌参加了时任美国历史学家协会主席爱丽丝发起的暑期研习营的讲座。爱丽丝常年致力于推动协会的国际交流，每年组织数名美国顶尖学者来到中国，在一所中国高校进行为期一周多的集中授课和研讨。

在翻译和撰写序言时，蔡萌感受到爱丽丝的书写“温和”“克制”。爱丽丝不以激昂的宣言或直接的批判为先导，而是冷静地、层层剥茧般地向读者展示：从北美殖民地时期到21世纪，女性如何以各种形式（有偿的和无偿的、家庭内的和市场上的）“一直在工作”；她们的劳动如何被社会观念、法律制度和经济结构定义、遮蔽、贬低或部分接纳。这是一种历史学家的“补充”工作：将女性被抹去的身影重新嵌入历史画卷，告诉人们“事实是什么”。这与爱丽丝本人作为“社会活动家”的另一面形成了张力——她曾作为专家证人出庭参与“西尔斯案”（1979年，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诉西尔斯百货公司在佣金销售和管理岗位聘用方面存在性别歧视。1984年9月，案子在芝加哥地方法院开庭），但在书写历史时，她恪守着史学对客观和证据的追求。在爱丽丝看来，揭示系统性的历史事实具有更持久的力量。

据学者林漫的论文《西尔斯案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女性主义史学》介绍，西尔斯案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最具代表性的性别歧视诉讼之一。爱丽丝当年代表控方，主张女性并非都自愿放弃高薪岗位的机会，而是雇主的雇佣偏好造成高薪岗位男多女少；经过10个月审理，法官宣判西尔斯公司胜诉。

虽然身体力行，但爱丽丝不是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当出版社将此书归类为“女权主义”著作时，爱丽丝强调：在她看来，这是一本“妇女史”，而非“女权主义史学”。

爱丽丝同样强调的是定义女性的“工作”而非“劳动”，她的事业正是挑战“工作”的狭隘定义，将其拓展至一切生产与再生产活动，特别是无酬的家务与照料劳动。书名的翻译也凝聚了这种思考。蔡萌最终选择《妇女一直在工作》，把握了“work”一词在爱丽丝笔下的含义。“劳动（labor）”常与辛苦的体力劳作关联，而“工作”则更多地与劳动力市场、职业身份和成就感挂钩。在爱丽丝看来，女性在家庭中的付出，不是天然的、次要的“劳动”，而是构成社会存续基础、理应被看见和计量的“工作”。2025年年底，爱丽丝通过邮件接受了《南方人物周刊》的采访，讨论她对女性工作的思考以及相关研究的现实意义。

▲爱丽丝·凯斯勒-哈里斯 图/受访者提供

与中国结缘

南方人物周刊：你长期致力于推动美国历史学家协会与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之间的交流，包括组织学者来华举办暑期研习营。是什么促使你投入如此多的精力在中国？你还在其他国家开展过类似的交流项目吗？

爱丽丝：大约在2010年，当我发现中国学者对美国历史抱有浓厚兴趣时，我便渴望与中国学者对话。当时，我是美国历史学家协会的官员，该组织正有意扩大其国际影响力。中国似乎是一个值得探索的合理选择。不久之后，我遇到了王希教授——一位杰出的美国史学者，当时在宾夕法尼亚州和北京任教。那次会面为我打开了接触中国美国史学界的大门。通过他，我结识了一些非常优秀的中国青年学者，我们的交流合作便由此展开并持续推进。

南方人物周刊：你第一次来中国是什么时候？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爱丽丝：我首次访问中国是在2012年，我惊讶地发现中美学者之间的学术关系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也对中国学生对美国时事的了解以及他们渴望了解更多知识的热情感到意外。正在成长的年轻历史学者需要原始资料。我们设计了一个交流项目，将中国的青年学者带到美国，并将美国学者派往中国。我们的目标是建立能够服务于多种兴趣的联络网。

南方人物周刊：在这些交流中，中国学者或学生对美国妇女史的哪些方面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

爱丽丝：这些交流包含但绝不局限于妇女史。但在妇女史方面，我惊讶地注意到，中国历史学者的问题已从询问妇女作为国家生活的参与者和影响者，转向探讨性别体系本身的建构如何塑造了男女关系。例如，我参与过几次令人难忘的对话，触及性/性别体系与其发展演变所处的社会/政治及经济环境之间的关系。

南方人物周刊：你的著作的中文版译者蔡萌分享了一个故事，在东北师范大学的一次会议上，你参加了一个由年轻女学者和研究生组织的女性圆桌讨论。尽管大部分讨论使用中文，你仍耐心倾听。当时是什么触动了你？你是否相信，分享女性在历史中抗争和生存的故事，能为身处不同文化背景的当代女性提供慰藉和力量？

爱丽丝：我不太确定历史是否旨在为当代参与者提供慰藉和力量——尽管我同意它常常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例如，妇女史帮助我们理解性别观念对不同文化形态的核心作用。在东北师范大学的那次会议上，当我通过翻译听到许多与我们早期妇女史研究中表达的相似感受时，我感动得落泪。对那些关于男性不理解女性所做的工作并轻视其重要性的简单言论的批评，我深有共鸣。

▲2018年8月21日，女性求职者，包括宝妈和孕妇，在浙江杭州一家公司应聘工作 图/视觉中国

重新定义工作

南方人物周刊：在你学术生涯的早期，是什么力量驱使你投身于当时尚属前沿的女性劳动史研究领域？是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20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兴起，以深入批判父权制文化为核心）的感召，还是你在史料或个人观察中发现了被主流历史叙事遮蔽的真相？

爱丽丝：我必须承认，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我转向妇女史研究，深受妇女运动兴起的影响。我在1968年完成了一篇关于劳工史的博士论文，当时没有关注女性——因为在那个年代，历史学家对“工作”的概念似乎将女性排除在外。但1969-1970年女性声音的崛起，不仅促使我审视女性在学术界的地位，也促使我重新审视自己的研究。正是在那时，我开始在劳工运动中寻找女性，并找到了她们。

南方人物周刊：你致力于重新定义“工作”，将其从有酬的市场劳动拓展到无酬的家务与照料劳动。在你看来，争夺“工作”的定义权，对女性争取完整的经济公民权具有怎样的意义？

爱丽丝：这至关重要。将“工作”想象为仅为赚取薪酬而进行的事情，是将人类活动人为地划分成不同的领域。一旦我开始将“工作”定义为一种更广义的人类活动，就有可能看到女性不仅为家庭生计、也为工业社会和殖民帝国的形成做出贡献的多种方式；也有可能将女性纳入历史学家有时所称的“不稳定”范畴——即她们的职能远比生育和抚养孩子广泛得多。

南方人物周刊：蔡萌提到，你非常明确地区分“妇女史”和“女权主义史学”，并强调你的著作属于前者——一种更注重史实补充、态度温和克制的史学。同时，你以专家证人的身份参与了如“西尔斯案”这样具有标志意义的性别歧视诉讼。你如何在自己的学术研究（追求客观）与社会行动（追求正义）这两种角色之间切换和平衡？这种“双重身份”是否曾给你带来内在的张力？

爱丽丝：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妇女史”界定了我们的研究对象，“女权主义史学”则常常被当作一个贬义词抛给妇女史学者，将我们框定——它把我们标记为缺乏客观性——是为实现女性平等的政治目的而书写历史。当然，我们的工作有助于促进女性平等，但我要说，这不是因为它是为此目的而设计的，而是因为它揭示了长久以来在身心两方面制约女性独立的体系。这两种方向不仅没有制造紧张，反而相互支持。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只要我们的工作对当下具有启示意义，我们就可以并且应该引起人们对它的关注。在西尔斯案中，我认为经验证据表明，西尔斯公司遵循了长期存在的歧视性雇佣策略。而另一方则通过粗暴对待包括我在内的历史学家的工作，声称相反的情况。他们获胜是靠坚持认为西尔斯公司的女性员工遵循了一种历史学家早已指出的主要在中产阶级女性中盛行的模式。

共性和差异都能帮助我们理解自己

南方人物周刊：《妇女一直在工作》首次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你最希望中国读者从这本书中获得的信息是什么？

爱丽丝：我希望这本书的读者能尝试理解，一个更广泛的“工作”定义将如何必然地把人类的一切努力都纳入历史学家的分析框架。但同时我也希望，这样的定义能让我们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不同阶层的女性如何为我们共同生活的社会结构做出贡献。

南方人物周刊：书中哪一个核心论点，在当今全球范围内（包括美国）依然最具现实针对性，且最需要被新一代读者所知晓？

爱丽丝：我希望读者理解，我们所有人（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社会活动家）都是带着我有时称之为“性别化的想象力”来得出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结论的。正如我们带着源于社会背景的“阶级”和种族化的想象力来到这个世界，我们也在性别化的参数内面对世界。当然，这些参数因人而异，也因时而异。但如果我们要准确地解释历史，就需要理解它们。

南方人物周刊：你的著作被评价为“温和”“克制”，没有煽动性的口号。这种叙事风格是你有意为之的吗？冷静地呈现历史事实本身，比直接的批判能产生更持久、更深刻的社会影响力？

爱丽丝：是的。有位教授常说，你提出的问题决定了你得到的答案。我一直试图将这一点教给我的学生。我们，研究妇女的历史学家，特别是研究工人阶级妇女和有色人种妇女的历史学家，已经学会大胆地提出问题，在新型资料中拓宽寻找证据的范围，并研究和撰写我们内心深处关注的问题。这些努力，而非提高的声调，验证了我们工作的价值。

南方人物周刊：你的著作主要集中于美国历史。在你看来，美国女性争取劳动权利和经济平等的历程，为世界其他地区的女性提供了哪些经验或警示？

爱丽丝：我相信历史的经验教训根植于其产生的具体背景。争取“平等”的斗争在不同地方会有不同的含义和表现形式。尽管如此，无论在女性的愿望和经历中存在共性还是差异，我们都可以相互学习。我们对自身以外的地方了解得越多，就越能理解我们自己的处境。我曾在为美国历史协会撰写的一本名为《性别与工作：全球历史概览的可能性》的小册子中尝试探讨这个问题。

重新构想母职的本质

南方人物周刊：书中提到的“母职惩罚”一词在中国经常被讨论，许多职业女性因为生育而在职场发展中受阻。在你看来，要系统性缓解这一问题，除了个体的努力，社会和政策层面需要做出哪些改变？

爱丽丝：我认为母职是21世纪的决定性问题之一。尽管我们知晓许多例外情况，但生育、再生产和母职在历史上曾长期被归为女性的专属领域，包括情感、身体和经济层面。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或许可以称之为技术资本主义或后资本主义的阶段，其中对普遍参与有偿劳动的需求，威胁到了使大量人群的社会再生产和生物再生产变得困难的当代家庭结构。这要求我们重新思考关于儿童抚养的社会政策。在美国，我们正处在一个混乱的时期，这些问题已被抛入政治漩涡。有些人主张回归传统家庭，即女性不赚取工资，但男性工资要分配给所有受扶养人；另一些人则主张给予雇主更大的灵活性，或提供照料者，以便让更多员工有时间去“照顾”受扶养人；还有一些人希望政府为幼儿提供税收优惠或补助。当然，每一种方案都引发了关于医疗保健、移民、劳动力公平、政治后果等问题，这些问题尚未得到正视。哪些最需要改变？我们需要重新构想母职和养育子女的本质，然后才能回答这些问题。

南方人物周刊：蔡萌分享了她的个人经历，当她先生去学校接孩子时，会被别的家长赞扬为“模范父亲”；而当她不常出现时，她则会受到“为何不管孩子”的质疑。这种“看不见的劳动”和根深蒂固的社会预设，似乎是全球性的问题。你认为，推动社会观念变革最有效的途径是什么？是立法、教育，还是文化产品的潜移默化？

爱丽丝：又一个巨大的问题——我们如何改变那种近乎普遍的感觉，即照顾孩子是母亲或母亲替代者的工作？这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不是通过快速的立法甚至教育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需要性别化想象力的转变。

南方人物周刊：作为一位在学术上取得成就并育有两个女儿的女性，你是如何协调学术与家庭的？支持你的关键因素是什么？（例如，伴侣的支持、更完善的社会托育体系、育儿文化等。）

爱丽丝：我不想把自己视作榜样。我属于老一代，我们所持的价值观和面临的问题与当今年轻女性有着显著不同。例如，我在20世纪60年代初读研究生时怀孕了。我的奖学金被取消了，大概是因为我“证明”了自己对事业不够认真。我提出了抗议，但并不坚决。毕竟，是我选择要孩子。直到几年后妇女运动兴起，我才有了勇气去直面所发生的一切。那时，我也足够坚强，离开了我得不到支持的第一次婚姻。但我仍然确信分手是我的错。毕竟，我选择了一个传统的丈夫和生活方式。直到我嫁给一位支持我的伴侣，我才开始明白，伴侣分担家庭责任对自己在更广阔的世界发挥作用至关重要。

南方人物周刊：对于希望研究妇女史、劳工史并渴望用自己的知识推动社会进步的年轻学者，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

爱丽丝：套用我一位好友的话，我会说：“要勇敢，追随你的内心，相信自己。”做诚实的研究，并勇于发表你的发现。

南方人物周刊：回顾你的学术生涯，是否还有某个关于女性与工作的历史问题是你觉得尚未充分探索而引以为憾并希望鼓励下一代学者继续深入研究的？

爱丽丝：有太多历史问题了，我几乎不知从何说起。我希望这一代学者能承担这个领域的关键挑战。我们开始理解阶级关系和族裔/种族关系如何影响公共政策和政治环境，我们还有待探究性别关系是否以及如何发挥类似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