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一则新闻引发广泛热议：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的报到现场，一名顺利通过笔试和面试拿到录取通知书的19岁少年，在报到时告知校方是孤独症孩子后，被拒绝了入学。沟通过程中，学校老师表达了一个顾虑——怕影响到其他学生。
这也是许多孤独症家庭普遍面临的困境：一方面是孤独症孩子需要一个适宜的学习和成长环境，另一方面是其他家长的不理解乃至强烈反对。
“我们不能简单粗暴地让孤独症孩子回家。”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以下简称“中山三院”）儿童发育行为中心学科带头人邹小兵教授指出。
这不仅仅是出于对弱势群体的关爱，更与整个社会发展息息相关——我国孤独症谱系障碍发生率为1%～2%，对应人群超过1000万，其中0～14岁的儿童约有300万～500万。直面困境的，有千万家庭之巨。
孤独症儿童终究要长大成年，面对现实生活。让这个群体中尽可能多的人通过科学干预，匹配合适的环境，拥有独立的生活能力，无疑是关涉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课题。而让孤独症儿童入读普通学校，接受融合教育，是必须迈出的一步。
轻症超50%，有能力融入普通学校教育
“一个很重要的数据是，孤独症人士中轻症占比达50%以上，这部分孩子是可以融入主流教育的。”邹小兵指出。
▲中山三院儿童发育行为中心学科带头人邹小兵
随着对孤独症了解的深入，神经多样性的理念被越来越广泛的认知和接受。比起传统认知里将孤独症视作一种不可治愈的、致残性的疾病，医学界逐渐认识到，其是一种个体的心理特征与环境之间不适配造成的社会交往障碍。通过为其创设适宜的环境，相当一部分孤独症人士可以融入这个世界，独立地、有质量的生活。
现实中不乏成功案例：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家长向邹小兵反馈，孩子成功融入了主流教育；也有多年前确诊的孩子，成功进入大学校园，乃至毕业工作。
“让轻症的孤独症孩子入读普通学校，和普通孩子生活在同一环境，他们成年以后融入这个世界会容易很多。”邹小兵谈道，回归主流，让有条件的孤独症孩子进入普通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和大学，也是目前国际主流倡导。
孤独症群体也具备这一能力。“并不是孤独症孩子就存在滋扰性、攻击性、破坏性，他们可能会有一些特殊行为，但经过恰当引导是可以转化的。”
他介绍了一个案例：有一个入读普通小学的孤独症孩子，起初频繁扰乱课堂秩序，因为自身突出的数学特殊天赋，会嘲笑同学“你怎么这么笨，这个题都不会”，让老师和家长头疼不已。他和学校深入沟通后，老师理解了其行为背后的原因，调整了策略——数学课不强求他认真听讲，而是让他可以自学高中和大学数学，并安排他为同学批改数学作业。一段时间后，这个孩子不仅在课堂上保持安静，还会给其他孩子辅导数学作业，和同学互帮互助。
某些滋扰性行为则源于感知觉差异造成的过激反应。以走路时被碰为例，孤独症孩子可能会反应激烈，这其实是因为其存在触觉防御；在某些环境中坐立不安，甚至大叫、大闹等，可能是因为对光线、声音特别敏感。有时呈现的攻击性言语，则与其因不会撒谎而过于直白的表达方式有关，等等。
“也许对他们更贴切的形容是特殊需要学生——就像哪天我生病了，也需要去看医生，腿摔伤了，可能需要人扶，孤独症孩子需要一些特殊的支持环境。正如任何人都可能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或很长时间内存在特殊需要，我们可以理解为children special needs，而不是说special children needs。”他说。
共融，“影响其他学生”的困局怎么破？
一个基本前提是：当前要探讨的，不是孤独症孩子能不能上学，而是如何让其更好地融入主流教育。这已经有明确的立法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2025年6月1日起施行，明确规定普惠性幼儿园应接收能适应幼儿园生活的残疾儿童入园，并提供帮助和便利；今年初，教育部印发的修订版《中小学生学籍管理办法》，首次将特殊教育学生的学籍管理单列规范，要求学校为合规接收的学生建立学籍档案，不得拒绝办理入学手续。
当然，融合教育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影响其他学生”的困局怎么破？
欧美一些国家和中国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在探索在普通学校建立特殊教育随班就读的资源课室，完善主流教育里的特殊教育体系。当孤独症孩子出现滋扰性行为或情绪过载时，带到环境对其更友好的资源课室进行调节。
“广州市也进行了试点，如天河区第一实验小学建立资源课室，配置了特教老师，专门安排了一名副校长主抓融合教育；越秀区启智学校，拟将师资派驻到更多普通幼儿园和小学，为融合教育提供人才支持。”邹小兵谈道，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是——让孤独症家庭不用专人陪读，让孤独症孩子不被当成滋扰赶出校园。
不久前，广州市多部门还联合制定了《广州市孤独症谱系障碍分级分类服务实施方案（试行）》，希望通过协调行动、各负其责，让更多孤独症人士回归主流。
另一项关键功课，则是孤独症孩子与普通孩子之间的良性互动氛围建立。
“现在还存在认知鸿沟，孤独症家庭出于对被歧视、排斥的焦虑，不敢告知学校孩子实情，采取‘潜水’入读，这也意味着失去了获取专业支持的机会；而普通孩子的家长也缺乏对孤独症群体的科学认知，因为担心自家孩子被影响，要求孤独症孩子转班、转学，或有意愿提供帮助而不得其法。”有孤独症家长表示。
“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是：在孤独症孩子出现滋扰性行为之前，可能他们中的许多，已经因为自身的不一样，遭遇了普通孩子的孤立、嘲笑、整蛊，乃至霸凌，这些不良影响加剧了他们的特殊行为。”邹小兵指出，“普通孩子也会爱动、会影响他人、会惹事，不宜因为是孤独症孩子就将问题极端化和放大化。”
家校医社协同行动，加深对孤独症群体的了解，实施合理引导，方是破局之道。“孩子在学校不只是学习文化知识，如果能够从小培养普通孩子对弱势群体给予善意和帮助，让他们对与自己不同的人保持更多的包容和接纳，这也是素质教育应有之义。”他谈道，“普通儿童幼升小、小升初，也会存在一个适应的过程，孤独症孩子适应的时间线会拉长一些，给他们一些耐心。”
当孤独症孩子长大，换个视野发声……
在10月11日～12日，“改变·共融”神经多样性视域下的认知与方法转变暨2025年中山大学孤独症学术论坛上，一部分已经进入大学和职场的孤独症人士来到现场，其中不乏从国外专程飞回来的大学生。
此前，主办方发起“生生知识共创汇”征文，现场10位作者以海报形式展示了他们的原创作品，站在孤独症人群的视野，发出自己的声音。
其中，脑脑空间研究团队探讨了《职场情境中不同群体对孤独谱系个体行为特征的认知与双向同理心问题》，通过测量和数据分析等，指出“职场沟通障碍并非孤独症谱系个体的单向缺项，而存在不同神经类型之间双向互动不匹配的因素”。作者还专门准备了自己设计DIY的“脑脑空间”文创小饰品现场赠送。
广州实验中学越秀学校，李艳月和小然分享了《共情与赋能——与一位阿斯伯格青年的知识共创实践》，一位心理教师母亲，当不再将神经多样性视为“问题”，而是“解决方案”的源头，带着她阿斯伯格的儿子实现跨越，从受助者到助人者的定向越野冠军、烘焙老师，从情绪困扰到情绪教练。
“他们不是坏孩子，他们只是在自己的世界。”一位孤独症人士如此描述。
活动现场，我们在“神经多元人士的日常”自倡导工作坊的分享中看到“星星的孩子”努力融入普通人生活的世界：小丽“牛奶面包早餐+利康中心艺术活动” 的规律日常，冬冬通过短视频开展公益传播的实践，阿健“西饼师+地铁引导员”的双重职业身份，阿琦通过水彩画进行的自我表达……
“我们希望通过共生的研究方法，共同构建一个不仅允许差异存在，更能让不同认知模式协同进化的社会生态。”中山三院儿童发育行为中心主任邓红珠谈道，对孤独症家庭的针对性支持而言，更重要的不是“矫正”“治愈”，而是让家长理解孩子行为状况背后的成因，更好地帮助孩子融入社区环境。
▲中山三院儿童发育行为中心主任邓红珠
家校医社协同，破解孤独症家庭的系统困境
“希望用可靠的科学知识帮助大家正确认识孤独症，让家长从孩子诊断起，就踏上一条正确的认知和干预道路。”邹小兵感慨，孤独症家庭仍面临系统性困境。
如，对孤独症仍然存在片面乃至错误的认知，当孩子确诊孤独症，不管是轻度、中度还是重度，许多家长的第一反应是“我的孩子废掉了”，然后，执著于通过打针吃药给孩子“治病”。“一些机构会进行恐怖营销，将孤独症描述得很可怕，然后声称自己有什么独特疗法，诱导家长花费高额费用。”
即使是正规的机构训练，费用对普通家庭也是沉重的负担——哈尔滨医科大学武丽杰教授曾进行一项全国性统计，一个孤独症孩子去机构训练，费用是家庭收入的80%。而广州一个孤独症孩子陪读老师的费用，每月高达上万元。
在他看来，通过家校医社协同干预，完善主流教育里的特殊教育体系，也是减轻家庭和社会经济及心理负担的重要路径。
孤独症中经典型约占35%，其中一部分可以通过早期诊断和干预转变为轻型，还有约15%症候群型孤独症，大都需要家庭和社会福利政策兜底。“不可否认，还是会有一批孤独症人士会出现严重障碍，但是随着认知的改变，通过有效的行动策略，可以让越来越少的人发展为残疾，让越来越多的人获得理想稳态，拥有独立学习和工作生活的能力。而且，孤独症群体10%以上拥有特殊天赋，不排除其中有少数个体将来可以为社会作出重要贡献。”邹小兵说。
开头提到的孤独症少年，经过专家评估，生活完全自理，能自由出行，具备一定的学习能力和基本的社交能力，在9月份成功踏入了大学校园。而就在几天前，还有一名成功入读普通小学的孤独症孩子，给邹小兵发来一首原创诗歌，其中一句“异于常人本无罪”让人读来心头发颤。
影响不是无法破解的魔咒，这个多元共存的世界，当容得下神经多元性的色彩。“让差异被理解、悦纳和尊重，让更多的孤独症孩子回归主流，和普通人一起快乐、独立、有尊严地生活，是努力的目标，也是文明社会应有之义。”邹小兵说。
记者 | 岳超群
通讯员 | 周晋安 甄晓洲
编辑 | 伍月汀 责编 | 苏海宁
审核发布 | 李楠楠
广东卫生在线全媒体团队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