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的冬天，阿艳坐在我对面，纤细的手指无意识地护着小腹——那里正孕育7周的小生命。可B超探头下，右侧卵巢那个7cm的囊实性包块如同盘踞的阴影，将初为准妈妈的喜悦冻结成冰。两个月前它还只有5cm，此刻MR报告上“恶性肿瘤可能性大”的字样，像判决书般沉重。

“我们想保住孩子。”阿艳声音很轻，紧紧握住丈夫的手，两个人眉宇间露出焦虑与不安。

当手术刀划开腹壁进入腹腔，右侧卵巢7cm的囊实性肿物赫然在目。我们像拆除炸弹般切下它。真正的风暴在五天后降临。病理报告上写着“卵巢透明细胞癌”，这种相对少见的癌种对化疗极不敏感，而更残酷的抉择摆在眼前：继续妊娠接受化疗，胎儿可能畸形或流产；立即手术虽能保命，却要剜去腹中骨血，并永远失去做母亲的权利。

因为疾病的疑难复杂，我寝食难安，拨通了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教授的电话，对方的建议和我们团队的方案是一样的——选择手术切除子宫附件等，或者继续妊娠并接受化疗。我又翻出中山六院生殖科专家的微信——或许冻存那片幸存的卵巢组织，能为这个破碎的生育梦留一簇微光。

二十天后，阿艳在家人陪伴下走进病房，说了句：“我们决定手术。”她递过同意书，签名像刀刻般深重。

当腹腔镜探入她体内时，我仿佛看见子宫里那个小生命安静蜷缩着，如未绽放的花苞。

阿艳先后接受了两次手术，第一次手术切除右侧卵巢囊肿，病理提示恶性肿瘤。为避免癌细胞扩散，第二次手术，团队为其切除了子宫和左侧附件。

术后化疗的日子里，阿艳总戴着鹅黄色的绒线帽。有次查房看见她正对镜梳头，木梳上缠绕着掉落的青丝。她突然转头对我笑，说道：“省了理发钱。”化疗药水一滴滴注入她血管时，她总望着窗外的天空出神。

六年后的复诊日，阿艳推门进来时带着淡淡香水的气息，最新的检查单干净得如同初雪。“会好起来的。”我说出这句重复过千百次的话，此刻却像预言般笃定。

她朋友圈里那些流动的风景——青海湖的蓝，敦煌的沙，滨海晚霞熔金般的壮丽——都是生命重新奔腾的印记。

阿艳性格温和而坚强，很少见到她难过的样子。但是我能够体会到她经历的苦难以及需要壮士断腕的巨大勇气，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和挣扎。这些都如同大海一样，表面平静而下面暗流汹涌。

2018年的冬天，消毒水的气味刺痛鼻腔。B超屏幕上7cm的囊实性包块如乌云压顶，沉沉压住了我初为人母那点微弱的喜悦感。上一次检查它还只有5cm，医生说“观察”，我以为只是孕育路上遇到的一个无关紧要的小石子罢了，谁承想，它转眼变成了横亘在我和宝宝之间的深渊。

这时我的主管医生走了过来，摸了摸我的肩膀，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们：“我们会有办法的，请务必相信我们，更要相信自己！”我能感受到医生的手是热的，目光慈祥、友善而坚定，这给我们两夫妇很大信心和鼓舞！

手术前夜，我蜷在病床上，掌心一遍遍抚摸着小腹，眼泪无声地浸透了枕畔。值班护士过来查房。她看到我无助的样子，递了一张纸巾给我，并讲起她自己曾经遭遇过的痛苦往事，我紧张的心终于放松了许多。五天后病理检测报告显示：“卵巢透明细胞癌”。但是我早有心理预期，因为我的主管医生和护士已经给了我足够的关怀和鼓励，我和丈夫得以坦然面对任何结果。

当我和丈夫最终签下那份终止妊娠的手术同意书时，医生和护士就在身边，用柔和的目光看着我，仿佛在告诉我：宝宝已经知道了父母的艰难抉择，一定会选择原谅父母的。

时间如同无声的流水，缓慢地冲刷着痛苦刻下的沟壑。六年了，复诊的间隔从三个月拉长到一年。今天又是复诊的日子，阳光慷慨地洒满诊室窗台，明亮得有些晃眼。医生看着最新的检查报告，笑容舒展：“一切正常，阿艳，明年见。”那句熟悉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话又在我耳边回荡。旁边的护士听后欢欣雀跃起来，还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我禁不住泪如雨下。

回首往事，我没有后悔。我在网上见到太多的例子，患癌后冒着巨大的风险妊娠生子，最后留下年幼的孩子和痛苦的家人撒手人寰。我也不评价对错，因为我不是对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我只是庆幸我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也感谢我的主治医生和她的团队为我所做出的一切，是她们的努力才成就了我今天生的可能。

在这六年的时间，我有时会想到那个没有见过面的孩子，觉得心里就会隐隐作痛，有时还会泪流满面。我的家人一直在支持我，安慰我，给了我很多的爱，让我觉得人世间还是有很多的温暖。

这个疾病让我重新思考了生活的意义，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是的，人生有缺憾有不完美，但是这不能阻止我们去体验生活的美好。过好每一天，这就是活着的意义。

走出医院大门，我思绪万千，最后我选择了几张在病房里过生日时的照片发到朋友圈。配文只有简单一行字：

“感恩我的医护兄弟姐妹，有你们真好！活着真好！”

供稿：妇科 郭雪箐

编辑：陈书翘

初审：李述言

责编：岑婉梅

审发：蒋红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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