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即将启程的异国医疗援助之旅的门槛前，回望这半年多的选拔与培训历程，我内心涌动着难以言表的情感。从最初报名参加援外医疗队员选拔时的忐忑，到如今手持正式队员证书的笃定，这段旅程已经在我生命中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作为一名急诊科医生，我习惯了在生死时速中与时间赛跑，习惯了在突发状况前保持冷静，却未曾想到，一次援外医疗的抉择，会如此深刻地重塑我对医学本质、对医者使命的认知。

记得半年多前的那个下午，我获知有一个援助非洲国家的医疗任务的时候，我的大脑瞬间被“非洲”“医疗援助”等关键词占据，心跳加速，耳畔可能响起血液流动的声音。第一反应或许是惊讶：“真的可以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还是充满挑战的未知？”“你真的考虑清楚了吗？”同事的疑问言犹在耳，“那边条件艰苦，语言不通，而且远离家人，家里人会担心你的。”家人有叮咛在内心涌现。但我理解他们的关心，但内心深处，一个声音告诉我：医者的价值不应被科室的四面墙所局限，人类的病痛没有国界，医者的仁心理应同样无疆。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最终坚定信念，毅然选择接受援助非洲国家的医疗任务。并成为一名预备队员，参加一系列出国前培训。

军事训练的那一周尤其令我难忘。作为医生，我们习惯了被尊重、被需要的感觉，而在训练场上，我们被一视同仁地要求完成各项任务。烈日下的队列训练、夜间的紧急集合、高强度的体能训练，这些对长期伏案工作的医务人员构成了不小挑战。但正是这种“归零”的体验，让我明白援外医疗不是去“施舍”，而是去服务；不是高高在上的专家，而是需要融入当地的工作者。训练结束时，我们这群平时拿手术刀、听诊器的医者，竟也能整齐划一地完成分列式，这种蜕变让我看到了自己更多的可能性。

红色文化教育则从另一个维度拓宽了我的视野。通过系统了解中国援外医疗的历史与成就，我第一次全面认识到这项事业的意义。从1963年第一支援外医疗队赴阿尔及利亚至今，中国医务人员已为全球70多个国家提供医疗援助，诊治患者超过2.8亿人次。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医者的坚守与奉献。我了解到，在非洲某些地区，“中国医生”已成为值得信赖的代名词；在加勒比海岛屿，中国医疗队的到来改变了当地民众的就医困境。这些故事让我明白，我即将成为这个光荣传统的一部分，这种历史纵深感赋予我强烈的使命意识。

西班牙语言学习无疑是培训中的一大挑战。从最初对西班牙语的陌生与迷茫，到逐渐能用简单词汇和句子交流，背后是无数个日夜的努力。每天，我花费大量时间学习语法规则、背诵单词，模仿发音。课堂上，积极与老师和同学们互动练习；课后，利用各种学习软件巩固。“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为准确掌握某个发音，我反复听录音，对着镜子练习口型，直到腮帮子酸痛。在与西班牙语的“较量”中，我深刻体会到语言作为沟通工具的强大力量。在援外工作中，熟练掌握当地语言，能让我更好地与患者交流，了解病情和需求，提供更精准、贴心的医疗服务。这不仅有助于提高治疗效果，更能拉近与当地人民的距离，增进彼此的信任与理解。

如今，经过层层考验，我取得正式队员身份，即将踏上那片陌生而充满希望的土地。回顾这段培训时光，我收获的不仅是知识和技能，更是全方位的成长与蜕变。我学会在压力下保持冷静，在困难面前坚持不懈，在多元文化中尊重包容。

展望未来的援外医疗任务，我深知前方充满挑战。当地艰苦的生活条件、复杂的医疗环境、未知的疫情风险等，都可能给工作带来困难。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有坚定的信念和充足的准备。我相信，凭借专业知识和技能，我们一定能为当地患者提供优质医疗服务，帮助他们战胜疾病，重获健康。

我也期待与当地医务人员密切合作，相互学习，共同提升医疗水平。同时，我更希望通过努力，成为中外友谊的使者，传播中国文化，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与了解。正如“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我们愿成为那抱薪之人，为受援地带去希望与温暖。

供稿：急诊科 赖树森

编辑：陈书翘

初审：李述言

责编：岑婉梅

审发：蒋红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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