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刚刚亮，新加坡大坡牛车水盒巴珍珠街（人们习惯称作“豆腐街”）的出租屋里，一群妇女已经忙碌起来。她们熟练地把用米汤浆过的红头巾折成方形顶在头上，把头发全部包住，前额处伸出一个沿，然后穿上用旧轮胎外皮裁制的鞋子，便出门奔向新加坡各大建筑工地……这或许是过去新加坡“豆腐街”里的常见场景。她们并非新加坡本地人，而是来自中国广东三水，柔弱的她们靠肩挑手提创造了至今仍为人称道的传奇，人们都叫她们“红头巾”。

20世纪20年代，新加坡经济高速发展，急需大量廉价劳动力。而且1929年经济危机后，新加坡当局限制华人男性移民，对妇女和儿童却不加限制。当时的三水因天灾战乱导致民不聊生，人们不得不远走他乡另谋生路，不少三水妇女便选择了地缘、气候和文化习俗都比较接近的新加坡，其中以芦苞一带的妇女居多。

十个过洋，九个命苦，若非命苦，也因家贫。她们或丈夫早逝，儿女幼小；或家婆专制，不堪凌虐；或抗拒父母包办婚姻……不同的经历，同样的辛酸。

水路遥远，三水“红头巾”漂洋过海到新加坡道阻且艰，为平安抵达，她们出发前都会到胥江祖庙祈福，然后开启长达一个多月的旅途。

《三水女儿·红头巾》推广曲《红》MV在胥江祖庙拍摄，该画面为“红头巾”出发前到祖庙祈福。

到达新加坡后的三水妇女大多聚居在大坡牛车水的盒巴珍珠街，几人合租一间房，挤住在地板或木架床上，生活艰苦异常。白天，她们到建筑工地做杂工，10多层高的建筑物也要用双肩把材料挑上去，劳动强度相当大。但因为工程是分类、分层承包的，每分多一层，就多了一重剥削，所以就算一天劳累10小时，“红头巾”名义上的几角钱工资到手时实际已经大打折扣。而且在建筑工地工作，还有一定的安全风险。尽管如此，每天清晨至傍晚，新加坡各大工地上都能看到她们头包红巾，身穿蓝色粗布上衣、黑色粗布长裤，脚穿旧轮胎外皮裁的鞋子的忙碌身影。久而久之，“红头巾”就成了新加坡建筑工地上三水妇女的特称。在新加坡的城市建设中，她们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50年代新加坡著名的“亚洲大厦”和“高等法院”等重要建筑工程也有她们洒下的血汗。

背井离乡的“红头巾”心里最放不下的还是故乡和亲人，努力挣钱早日返回家乡，是她们在艰苦生活中咬牙坚持下去的理由。她们把大部分血汗钱都寄回家乡供养亲人，甚至成为家里的经济支柱。

尽管“红头巾”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她们从未离开人们的视野。新加坡如今仍矗立着新加坡重建局为表彰“红头巾”在城市重建过程中的巨大功绩而雕塑的三尊“红头巾”石像。此外，新加坡还先后推出了“红头巾”主题的电视剧、邮票、纪念馆，把“红头巾”的事迹选入学生教材，让三水“红头巾”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

长岐古村中展示着红头巾的事迹

时代洪流中，她们或许身如漂萍；颠沛流离间，也许充满了辛酸无奈，她们用一生的坚强和最美的年华，扛起了所有的苦难。她们自重自爱、自立自强、勇敢勤劳的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砥砺前行。如今，三水已再无“红头巾”，但那一抹鲜艳的红，永不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