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三水县境内第一个农会组织。农会成立当天，榕荫厅正厅墙上挂上了会旗，大门旁竖起“三水县上横涌农民协会”的标牌，农会会员穿着崭新的会员制服，胸前佩戴会员证章，十分醒目，数百名农民聚集在榕荫厅前的空地上，醒狮放炮，庆祝农会成立。

上横涌农会成立后，喊出了“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等口号，并积极开办群众福利事业、武装农民自卫军，实行减租减息、禁烟禁赌等政策，使乡村面貌焕然一新，因而获得了当地农民的大力支持。

继上横涌农会后，周边的鲁村、村头、塱西、上九等地也先后建立了农会组织。1926年11月，三水县农民协会成立，梁应坤担任会长，此时的三水县内，已先后成立了超过40个农会，全县农会会员达3480人，当中甚至包括部分妇女，三水农民运动进入高潮。

迅猛发展的三水农民运动吸引了多位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注意。1926年秋，广东农民运动先驱彭湃、周其鉴等先后到三水检查和指导农会工作。已成为国内工人运动领袖的邓培，也曾3次返回自己的家乡石湖洲，动员当地村民参加农会，并帮助村民订立新的村规民约。

反抗压迫 “倒杨”运动

三水汹涌澎湃的农民运动，极大地震撼了当地“乡绅自治”的农村封建统治势力。

农会是以穷苦农民为骨干的乡村政治联盟，它公开将土豪劣绅和宗法压迫作为斗争对象，因此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右派长期敌视农会，频繁罗织罪名围攻打压。当时国民党三水县党部右派，就屡屡以“缉奸”为借口，肆意解散农会、逮捕农会领导人。

1926年6月12日，在榄岗乡农会成立当日，时任三水县县长的杨宗炯借剿匪之名，唆使县民团围攻榄岗乡，打伤村民2人，捉去4人，随后杨宗炯又勾结匪帮，窜扰西区河口木棉乡，枪杀多名支持农会的革命群众。同年8月，三水县民团游击大队队长陆伯泉借口捉拿“坏人”，领着数十人包围了上横涌农会，逮捕何挽中等8名农会成员，还抢走了2头耕牛。

从外地回到三水的梁应坤了解相关情况后，当即领导村民发起反击，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倒杨”运动。梁应坤一边要求反动民团释放被捕人员，一边向广东省农民协会举报了民团的恶行，省农会通过《中国农民》杂志等刊物，猛烈揭露和抨击三水当局摧残农会、烧掠农村等罪行，要求政府责令民团立即停止镇压农会，保护农民利益。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三水县民团被迫先后释放何挽中等8人，并放鞭炮赔礼道歉。1926年10月16日，杨宗炯和陆伯泉被撤职查办。历时3个多月的“倒杨”运动宣告胜利，在三水革命史上书写下浓重的一笔。

“倒杨”运动的胜利对三水农民群众是一次巨大的鼓舞，进一步激发了农民打倒宗法封建地主特权的斗志和决心。

然而，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在“清党”命令下，国民党三水县当局开始在当地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包括上横涌村在内的各地农会被迫解散。

1927年7月，梁应坤在接到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后，迅速组织党员和工会、农会骨干疏散隐蔽，为未来开展地下斗争保存了力量和火种。1929年春，三水县内的形势进一步恶化，梁应坤等一批共产党员被迫离开三水，转移至中国香港继续活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三水县城在1938年10月沦陷。为支持抗战，1939年秋，梁应坤秘密返回三水，除了在杨梅村、上九村一带组织抗日武装，他还多次前往三水南边和驻六和的当地国民党军队及地方实力派做统战工作，发动他们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1942年夏，梁应坤受党组织派遣，从中国香港赴海南执行任务。途中，被叛徒出卖。为了保护党的机密文件，梁应坤与叛徒殊死搏斗同归于尽，时年47岁。

2006年，榕荫厅被列入佛山市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9月，榕荫厅旧址展馆完成修缮并开放。人们可以通过大量的文物和资料，了解风云激荡的历史，而在展厅旁边，还建有一个农家书屋，藏书约4000本，可在全市几百个联合图书馆成员站点间实现“通借通还”，这里现已成为当地村民休闲阅读的好去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