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7日19点31分，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光华管理学院创院院长、名誉院长厉以宁因病医治无效，于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92岁。
厉以宁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主张所有制改革的代表人物，并提出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深化农村改革、推动城镇化进程等。厉以宁长期关注民企的发展，他在调研后提出“无民不活”，也就是经济没有民企就没有活力，国家必须保障民企的权益。同时，厉以宁也指出了民企存在的问题，强调民企必须重视创新和治理结构改革。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光华管理学院创院院长、名誉院长厉以宁。图/南都周刊
今天，我们重读“厉以宁”，也重温一位经济学家对民企发展的深入思考，为佛山民企开创未来求索新路。
厉以宁出生于1930年。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之后，作为一个最初坚定“工业救国”的化工系学生，他却阴差阳错地开始了经济理论的研究，最终成为中国最著名、最能影响决策的经济学家之一。
厉以宁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贡献浓缩在几个外号里，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厉股份”：1980年夏，在全国劳动就业座谈会上，厉以宁提出“可以用民间集资的方法，组建股份制企业，不用国家投入一分钱，就能解决就业问题”。这是他第一次正式提出关于“股份制”的建议。
1986年4月，在北京大学纪念“五四”学术讨论会上，厉以宁又首次提出了“所有制改革”。当年9月，厉以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我国所有制改革的设想》一文，再次提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设想。“厉股份”的称号也由此而来。
上世纪80年代，厉以宁在北大办公楼礼堂讲座。图/南都周刊
除了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厉以宁还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他也因此得名“厉非均衡”。
在初版于1990年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这部著作当中，厉以宁开创性地把非均衡概念引入对我国转型经济的分析。他敏锐地发现，在一般的市场经济国家，产生非均衡的原因是市场的不完善；而在当时的中国，还存在另外一个原因，即市场微观主体缺乏利益约束和预算约束。
这一发现，最终形成了厉以宁关于价格双轨制转型和国有企业股份化改造等方面论述的理论基础：如果企业不能摆脱行政约束、成为真正的市场微观主体，那么，其他改革，如全面的价格改革终归是要失败的。
摘自1991年厉以宁发表的《论共同富裕的经济发展道路》。图/北京大学
此外，厉以宁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贡献还包括提出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深化农村改革、推动中国城镇化进程、推动股份制改革与企业上市、指导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等。
进入21世纪，厉以宁依然活跃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中。2003年，时年73岁的厉以宁带队，到广东、辽宁、四川等多个省市调研，用将近一年时间，征求了100多名民营企业家和相关政府、协会组织的意见。
最终，厉以宁的团队形成了调研报告《关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建议》，提出了“放宽非公经济市场准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拓宽融资渠道”“改革完善税制”等至今仍不过时的建议。
晚年，厉以宁仍在思考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之道。
2014年，厉以宁发表了《谈谈产权改革的若干问题》，指出产权继续改革的方向就是“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
2017年，厉以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2讲”中谈到，走混合所有制道路，把国有资本搞活，不是“国进民退”，而应当是“国进民也进”。
为民企发展鼓与呼
曾经主编了《中国道路与民营企业发展》等著作的厉以宁，始终非常关注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也对民企有着深入的洞察。
2018年，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一次演讲中，厉以宁曾这样解读中国民企快速发展的原因：“硬拼”“留学”和“科研”。
“第一，中国第一批民营企业是硬拼出来的。很多民营企业是从地方的小企业发展起来的，这些企业家原来对经济学、管理学不是太懂，但是他们通过硬拼一步步发展起来。”厉以宁说，“第二，一些人在国外留学，接触到新的经济学、管理学，随后在中国成立企业；第三，最有希望的，而且是能够起作用的就是大学生、研究生，甚至是长期在科研机关工作的人。”
对于民营企业在中国经济发展当中的贡献，厉以宁从来不吝给予高度评价，他甚至用“无民不活”来形容民企的作用。
“根据我们在福建、浙江、山东三个省的调研，我们还发现一种新情况——‘无民不活’，商业、服务业、物流业主要是依靠民营经济的活跃才兴起的。这对于地方经济的发展来说其作用是不能轻视的。”2018年12月，在第二十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厉以宁在主旨演讲中说。
据此，厉以宁认为，经济的发展不能全靠国有企业，一定还要有相当大的私营企业。“生产部门的投入固然重要，但如果忽略了商品流通，经济是不可能活起来的。生产和物流相辅相成，双管一齐下才能促进经济增长。”厉以宁说。
厉以宁也成为最早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学者，他经常为保障民企的权益鼓与呼。
2004年，厉以宁将调研报告《关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建议》送到了国务院。在他的推动下，一年后，《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即著名的“非公经济36条”。
2004年12月9日，庆祝中国入世三周年国际论坛“中国与WTO：走向未来”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举行，厉以宁发表演讲 图/视觉中国
厉以宁还发出“产权保护一视同仁”的呼吁，帮助民营企业家维护自身切身利益。“国企欠民企的，是商业纠纷；民企欠国企的，则是侵占国有财产——这种观念绝对错误。千万不能认为，民企只顾个人利益。”厉以宁说，“在法律面前，国企和民企是平等的，产权都受到法律的保护。”
厉以宁还认为，在市场竞争中，民企和国企都需要政府监管到位，并且它们适用同样的处置，不应因所有制而异。
值得一提的是，厉以宁还旗帜鲜明地指出了“民企退场论”的错误。“国家需要民企时，对民企的政策就松一些，将来等国家经济发达时，民企就应受限制，这种观点非常错误。应认识到，民营企业同样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19年12月，厉以宁在《北京日报》上著文指出。
以创新之力解决过剩难题
在为民企的合法权益奔走的同时，近年来，厉以宁也将关注的视线逐渐投向民企的转型升级，以自己的智慧为民企的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早在2012年，厉以宁就前瞻性地预见到我国“人口红利”减退、“资源红利”消失、“中等收入陷阱”来袭等难题，并为企业发展指明了新路、鼓舞了信心。
“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它都有当时的优势，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原来的优势就没有了，但我们要创造新的优势。”2012年12月，在第一届凤凰财经峰会上，厉以宁说。
2015年3月5日，北京，厉以宁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期间接受媒体采访 图/视觉中国
厉以宁认为，通过加大人力资源投资，加大职业技术教育，中国完全可以创造新的人口红利，形成一个“技工时代”，超过东南亚等后发地区；加大科学技术的创造，中国也可以形成新的“资源红利”；但最为重要的，是通过持续不断的制度改革，释放新的“改革红利”。
“我们不要被什么人口红利用完了、改革红利用完了等等限制住自己，也不要被中等收入陷阱限制自己，任何收入阶段都有陷阱，高收入也有，始终保持信心，保持一种警惕的状态，不进则退。”厉以宁说。
到2018年前后，厉以宁又建言民企加快自身改革，以把握“一带一路”倡议等带来的发展新机遇。
“要知道中国的民营企业，无论是大型企业、中型企业还是小型企业，都需要在结构调整方面有新的思路。结构不合理，迟早必定影响企业的发展；结构不合理，迟早会阻碍企业的发展。即使是国有企业也不能忽视结构的变革，何况民营企业呢。”2018年年底，在第二十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厉以宁指出。
这一年，中国经济正大刀阔斧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厉以宁也对民企产能过剩的问题发出了警告，并指出民企必须以创新的力量解决过剩难题。
“产业过剩之所以不时出现，与短期盈利的决策有关。”在第二十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厉以宁说，“民营企业有必要及早懂得设备更新、技术更新和营销更新的重要性，这样在市场上才能不断以新面貌出现，才能以新产品抢夺新市场。民营企业无论规模多大，不注重设备的更新、技术的更新和营销方式的更新，迟早要被淘汰。”在厉以宁看来，企业产品的设计、原材料的选择、产品营销方式、低碳化、管理模式等领域，都可以是创新的战场。
此外，厉以宁还坚定地认为，民营企业一定要实行严格的法人治理结构，必须建立一套以股东会、董事会为主体的法人治理结构。
“民营企业要摆脱家族控股和掌权的老模式，应采取职业经理人制度。产权激励制度在民企中的推行也比在国企推行容易得多。民营企业实行员工持股制度也比国企容易些，因此可以积极推行。”在2020年发表的论文《中国道路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中，厉以宁指出。
来源：南方日报
编辑：佛山新闻网 曾钟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