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9日下午，大良北区社区居委会，城市管理服务站正式揭牌启用；在同处顺德东部片区的伦教荔村、容桂碧桂园社区，城市管理服务站也同步挂牌。佛山首批村（社区）城管服务站，由此在顺德正式落地。

三个试点的选址，藏着顺德城市治理的逻辑。

顺德城管服务站将城管、应急、交警、市监等多方力量汇聚至基层一线

大良北区是老城区，人口稠密、街巷逼仄，市容秩序与交通通行的矛盾交织；伦教荔村是行政村，自建房新改建带来的物料堆放、建筑垃圾、闲置地监管，桩桩件件考验基层耐心；容桂碧桂园是新型社区，周边配套不足催生流动摊贩聚集，环境卫生与出行秩序双双承压。三种截然不同的城市肌理，恰好对应顺德城市管理中最具典型性的三类治理场景。

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顺德不选盆景做样子，专挑硬骨头探路子——

面对治理难点，顺德选择将重心下沉、服务前移。城管服务站将城管、应急、交警、市监等多方力量汇聚至基层一线，把办公室搬进居委会，打通城市管理的最后一公里，实现从进了门到融进去、管到位、服务优的质变。

这，既是城市管理力量的一次物理下沉，更是一场关于基层治理与政府服务的改革。

城市管理，不只是城管的事

在传统认知中，城市管理往往被等同于城管执法：小贩占道找城管、垃圾堆积找城管、违建投诉找城管。然而，面对牵扯广泛的问题，单一部门的单兵作战往往捉襟见肘。

顺德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首先打破的正是这种城管包打天下的惯性思维，明确提出城市管理是系统工程，需要基层吹哨、部门响应的协同治理格局。

这一理念，具体落地为“1+3+N”联动模式。

“1”指城管执法部门牵头，派驻人员驻点社区，参与日常巡查和问题研判；“3”指市场监管、交警、应急三个常驻协同部门，分别对应商户经营秩序、交通秩序、消防安全等高频治理事项；“N”则是住建、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部门作为动态配合力量，根据具体问题按需介入。

这种分层分类的联动机制，既避免了无人担事的责任真空，也避免了一窝蜂扎堆的行政资源浪费。

比如，在道路狭窄的老城区，占道经营与车辆违停往往是一对孪生难题。一个流动摊贩在巷口支起摊位，既挤占了人行道，又逼得电动车骑上机动车道，进而引发交通拥堵。过去，城管管摊贩、交警管违停，两个部门各管一段，信息不通、行动错位。城管劝离了摊贩，违停车辆依旧堵着路口；交警抄完罚单，摊贩又悄然回潮。问题看似有人管，实则陷入了各扫门前雪的治理内耗。

复杂的路面情况，往往需要联合治理。（AI生成）

“1+3+N”模式试图打破的，正是这种条块分割的低效循环。

当驻点城管队员与交警建立常态化信息互通机制，联合巡查时同步处置同一路段的问题：占道摊点与违停车辆一并规范，现场研判、即时分拨。属于服务引导范畴的，当场劝导化解；需要执法介入的，迅速启动联动程序，避免问题在部门流转中冷却成顽疾。

更值得关注的是，城管服务站赋予了社区两委全面统筹指挥、适度调度镇级部门力量的权力。这意味着社区从过去被动等靠要的末梢，转变为主动吹哨的调度节点，实现了治理重心的下沉与治理资源的再配置。

将执法力量前置到社区一线，驻点人员与社区两委合署办公、联合巡查，让看得见的人同时拥有了管得着的渠道。这种权随事转、人随责走的制度安排，是对基层治理长期存在的条块分割痛点的一次靶向施策。

联动机制的顺畅运行，还有赖于清晰的职责边界。顺德此次明确提出要制定服务、管理、执法三张清单，明确各方权责范围，划清指导、监督、执行界限。

城市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顺德此次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以“1+3+N”重构协同网络、以三张清单厘清职责边界、以赋权社区激活末梢神经，正是要将城市管理从某一家的事还原为大家共同的事。让基层吹哨有人应、部门响应有章法，真正形成城市管理的强大合力。

党建引领，激活基层自治潜力

如果说，“1+3+N”联动机制解决的是谁来管的问题，那么党建引领下的基层自治，解决的则是为谁管、靠谁管的动力问题。

顺德城管服务站的制度设计中，一个鲜明特征是强调社区的主体地位：服务站由社区自主组建，社区两委成员任站长，配备专职服务人员。这是将社区重新定位为城市管理的小管家，赋予其发掘辖区资源、协调各方力量、主导日常服务的实质性权力。

党建引领，在这套机制中发挥着关键的主心骨作用。

比如，农村自建房新改建衍生的物料堆放、建筑垃圾管理、闲置地监管等问题，长期以来是基层治理的难点。这类问题具有高度分散性、反复性和邻里性，单纯依靠执法力量巡查，不仅成本高昂，效果也难以持续。

而作为本地人的两委干部，对哪家正在建房、哪处空地易被偷倒垃圾了然于胸。服务站成立后，基层党组织发挥好扎根基层、熟悉情况、联系群众的天然优势，由党员干部带头参与巡查劝导，便能对发现的问题苗头先行介入、柔性引导。如提前告知建筑垃圾规范处置要求，协调临时堆放点，将管理要求转化为邻里间的善意提醒，大大降低了后续执法的摩擦成本。

这种村社带头管的模式，其深层逻辑是对基层治理主体性的唤醒。一段时间以来，部分社区在面对城市管理问题时，形成了等靠要的工作惯性：等上级部署、靠部门执法、要资源支持，自身的能动性反而被抑制。

服务站制度通过赋权与赋能并举，让社区两委从被动执行者转变为主动设计者。这种疏堵结合的思路，只有扎根社区的当家人才能精准捕捉和推动。城管部门的角色从前台执法退至后台支撑，社区从幕后走向台前。这一进一退之间，折射的是治理理念的根本转变：最好的管理，是激活被管理者的自我管理能力。

党建引领的另一重意涵，是推动多元主体参与共建。

顺德提出，城管服务站将探索建立社会多元参与机制，发动党员、志愿者、热心市民、企业代表等组成志愿服务队，参与城市管理问题巡查、监督和劝导。这种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的模式，将自上而下的管理转化为横向的协商共治，矛盾的对抗性显著降低。当社会力量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个体的行为自律和群体的规范自觉便在潜移默化中生长。

在城市管理领域践行“枫桥经验”

“枫桥经验”的核心要义是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其精髓在于源头治理、就地化解。顺德城管服务站将这一理念引入城市管理领域，明确提出把问题处置在苗头阶段比后续协调、末端执法往往更高效、更能减少摩擦，并全面推行“721工作法”：70%的问题用服务解决，20%用管理解决，10%用执法解决。

这一工作法的实质，是对城管队伍角色的再定位。在“721工作法”框架下，驻点城管队员首先要当好服务员和管理员，靠前履职、主动问需。

比如，针对新入驻商户，服务站工作人员主动上门走访，提前告知门前三包责任、垃圾收运时间、店招设置规范等要求，帮助商户从一开始就建立合规经营的意识。这种前置服务，既降低了商户因不知情而违规的概率，也减少了后续管理的摩擦，相当于在问题的源头设置了一道软门槛，以最小的行政成本实现最大的治理效果。

4月9日，大良北区城市管理服务站人员在街头巡查。

强调服务和柔性引导，并不意味着放弃执法的刚性底线。顺德城管服务站的定位是柔性引导为主、刚性执法为辅，对于屡劝不改、恶意违法的行为，仍然需要执法力量兜底。“721工作法”的精妙之处在于比例的梯次配置：用服务化解大多数萌芽问题，用管理规范一般性秩序问题，用执法处置少数顽固问题。这种漏斗式的治理结构，让执法资源可以聚焦于真正需要强制力介入的少数案例。从更深层次看，这实际上是一种治理成本的优化配置，将有限的人力物力从前端执法的末端处置前移至源头预防的前端服务，整体治理效能反而提升。

践行“枫桥经验”的另一个维度，是建立快速响应的闭环机制。

城市管理问题普遍具有易灭失、频反复的特点。一个占道摊点可能在半小时内出现又消失，一堆建筑垃圾可能一夜之间被倾倒。如果发现后层层上报、逐级审批，等处置力量到位时，问题现场早已面目全非。

服务站模式通过驻点人员与社区网格的深度融合，压缩了从发现到处置的时空距离。社区网格员和驻点队员联合开展日常巡查，发现问题后现场研判、即时分拨，属于服务引导范畴的当场处理，需要执法介入的迅速启动联动程序。

顺德还提出，将引导有条件的社区开发随手拍小程序，市民随时随地反映问题，服务站收到后限时跟进并反馈结果。这种指尖触及、快速响应的机制设计，本质上是将分散的社会监督力量纳入治理体系，让每一位市民都可能成为城市管理的前哨。

从“枫桥经验”的视角审视，城管服务站的意义不止于化解具体问题，更在于重建城市管理者与市民之间的信任关系。

长期以来，城管执法在公众舆论中常常与暴力、对抗等负面标签捆绑，根源之一在于管理与服务之间的失衡。当执法成为与市民见面的唯一方式，负面印象便难以避免。服务站将服务端口前移至社区，让城管队员以服务员的身份与市民日常互动，这种高频、低强度的良性接触，是修复信任的基础工程。

三个试点社区的管理难点各异，服务需求不同，但它们共同指向一个方向：城市管理的终极目标不是管住人，而是服务人。今年，顺德还将在全区范围内选取不少于30个社区建立城管服务站，三个先行站点的探索，将为更大范围的推广提供宝贵的试错经验和标杆样本。

当城市管理的温度真正传递到社区末梢，那些曾被视为老大难的市容秩序、环境卫生、交通出行问题，或许便能在有人管、管得好、服务优的日常中悄然消解。这不仅是城市治理重心下移的顺德实践，更是一座城市对人民城市理念的基层应答。

文字丨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陈伯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