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离歌：五代史略》 陶懋炳 著 汉唐阳光·贵州人民出版社 2026年1月版

编者按

近日，在央视总台CCTV-1、多家视频平台以及多家国际平台全球同步播出的历史大剧《太平年》，牵动了无数观众的心。该剧以大历史观和视觉震撼，呈现了中国历史上唐王朝覆灭后，五代十国分裂时期到宋重新统一、建立王朝的恢弘历史画卷。

我们知道，自公元907年朱全忠废唐建梁（史称后梁），至公元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建宋，这段时间，史称“五代”。与此同时，南北各地又曾前后出现一批割据政权，史称“十国”。为什么五代时期比中国历史上前代割据历时要短？又为什么它会是中国历史上中原地区出现的最后一个分裂割据时期？近期出版的《乱世离歌：五代史略》很好地回答了这些问题。

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证明，国家统一的时间要比分裂割据的时间长得多。显然，由潜在的因素转化为分裂割据的局面，还要有别的因素。这些因素很多，各个时期都有不同。而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则是中央集权国家的衰落，不但无力控制地方，反而受制于地方军阀，乃至为军阀所废弃（或者为内迁的少数族贵族所攻灭）；同时，各地割据势力之间，暂时又没有形成能够吞并其他割据势力的强大力量，于是呈现了鼎峙之局。三国、十六国、南北朝和五代十国的出现，莫不如此。可以说，这就是各个封建割据分裂时期的共同处。

但是，五代十国与前代相比，又有差异。

一、封建经济结构有所不同。表现在封建土地的经营方式上，前代是以士族地主的大庄园经济占支配地位，而五代十国则是以庶族地主的庄田经济占支配地位。隋末农民战争以后，本已衰落的封建大庄园普遍土崩瓦解。整个唐代，庄田的经营方式逐步取代了这种封建大庄园。也就是说，封建土地私有程度的增加，劳动者所承受的超经济强制相对减少。经过了唐末农民战争，这种变革算是完成了。与此相关联，魏晋南北朝的封建大庄园是高度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因而，商品经济萎缩，五代十国则不然。即使在战争频繁的中原地区，商业仍然活跃，贸易的货物虽然仍以奢侈品为大宗，却还有相当数量的生活必需品。无论是中原的五代，或者是南方的九国，商税都是国家收入的重要部分。

二、社会基础也有差异。这是与封建经济结构的差异密切相关的。三国是东汉末年州牧割据的发展，后来形成了士族地主的支配地位。隋朝的统一，正是在士族势力衰落、民族融合告一段落这两个条件下出现的。入唐以来，士族和庶族的斗争激烈，后来“蕃将”被擢升为雄踞边区、成为手握军政财刑大权的节度使，“安史之乱”由是而生。总体来说，五代是封建军阀称王称帝的年代，藩镇和帝王是一体之人。他们的出身比唐代藩镇还要“等而下之”：朱温（全忠）、王建出身流氓，李存勖出身沙陀贵族，而李嗣源、石敬瑭、刘知远都是出身卑下、连姓氏都没有的沙陀军人，郭威是黥面皇帝，高季昌是家奴封王，钱镠家族找祖宗才找到了家奴出身的唐朝功臣钱九陇……所以，到了赵匡胤建宋称帝，把例行使用的古代祭器俎豆之类废掉，公然说：“吾祖先岂识此乎！”五代十国的社会基础与唐朝是颇有差异的，就是说，它改变了唐代士族与庶族新贵合流为势官地主的状态，此后的势官地主又是另一代新人了：在五代是挥舞长枪大戟的武人和听其支配的官僚，在宋代则又是以科举出身的士人为主了。

三、就割据政权分布的状况看，五代与前代大不相同。东汉末年，州牧割据，群雄角逐。西晋而后，北方先后出现了十六国，东南则全是东晋所占有。五代十国则不然。中原五代历时都不久，后梁十六年，算是最长的，后汉仅仅4年，为历代王朝中寿命最短的。而在南方，吴越86年，吴46年，南唐39年，楚56年，闽53年，南汉67年，荆南57年，前蜀35年，后蜀41年。历时最短的前蜀也比五代中任何一朝要长，这是南方诸国“保境息民”政策所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南方割据政权之多，前所未见。长江中下游和闽、粤地区，就出现了吴和南唐、吴越、楚、闽、南汉、荆南七个政权。李剑农先生曾精辟指出，这是唐中叶以来我国经济重心南移，东南各地经济有了重大发展的反映。

四、五代是中国封建制时代中原地区出现的时间最短的割据时期，也是中原地区的最后一次割据。三国时期历时91年。“十六国”和南北朝历时270年有余。五代自公元907年后梁建国，至公元960年北宋代后周，共53年，这只是中原王朝的更替，如果下推至公元979年宋灭北汉，完成中原地区的统一，也仅73年。五代历时最短，而且从此中原地区自身不再分裂，这都不是偶然的。东汉后期出现的士族地主和他们经营的封建大庄园，对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王朝具有很大的离心力，三国时期正是他们发展壮大的阶段。所以，依靠门阀世族为支柱的西晋王朝就享年不永。此后近三百年之间，在士族势力由盛而衰的形势下，经过了重重灾难，统一才能重现。五代就不是这样了。分散的庄田，出自凡下的庶族地主，只能依靠强有力的封建国家来保障他们的利益，而不足为左右皇权的社会势力。尽管在一段时间里，握有重兵的封建军阀可以要挟朝廷，甚至称王称帝，但这种趋势终究不能长久。所以，五代王朝像走马灯似的更换，藩镇们的财富更是朝夕易主、瞬息转手，封建秩序到了无法维持的地步，物极必反，统一代替了割据，从此，分裂割据基本上不复见于中国封建制时代的历史。

熊德基先生曾对五代的历史做了一个精赅的概括：“表面上乱，实质是变。”确实是一针见血之论。就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来考察，五代十国是一个大震荡、大变革的时期。从此，士族地主的影响荡然无存，劳动者由农奴身份转向人身依附关系相对减轻的农民身份。从此，势官地主换上了以科举出身为主的人物，汰除了士族残余和袭其旧风的官僚、藩镇。这样，就大大减少了封建割据的因素而增强了统一的基础。从五代十国本身来看，固然有社会经济和文化遭受严重破坏的一面，但同时又有它们得到发展的另一面。在南方，这后一方面应当还是主要方面。否则，为什么南宋能够建都临安？为什么福建成为宋代的重要财赋之地？而福建人又为什么会在宋代的政治舞台和学术园地中崭露头角？为什么“唐宋八大家”中的六位宋代文学家都是南方人？又那么凑巧，江西、四川各占三名？这些问题都绝非偶然的巧合。我们可以认为，五代十国是中国社会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的重要时期，又是古代中国文化重心南移的开始。

编辑 刘彦 审读 张雪松 二审 王雯 三审 詹婉容